女性生存与“贱文化”

　　本刊专访纪录片导演徐童——

　　纪录片导演徐童算得上是底层女性命运的记录人，他的“游民三部曲”被人熟知。在这三部作品《麦收》、《算命》和《老唐头》中，展现妓女在艰难处境中的生猛生活的片段，处处刻画出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毁灭。

　　从《麦收》到《算命》：妓女，被秩序和道德放逐的人

　　徐童是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学的是新闻摄影。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体制”内，曲曲折折做了许多工作，拍过电视剧，进过广告公司。

　　2006年，他把镜头对准了妓女。徐童纪录片创作的源头是一部叫《珍宝岛》的小说。描绘的是一幅底层生活的群像，小偷、妓女、吸毒者、黑道起家的暴发户，这一群被秩序放逐的人的生活被徐童描写得极为惨烈，他们活着的时候懵懂、不堪，最终大多都走投无路，死无葬身之地。

　　纪录片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大，“放在现代语境中，他们很像体制外的人。”梁文道评价他写出了当代的游民文化。

　　接下来的《麦收》还是妓女的故事。徐童毫无保留地进入到了这个在按摩房上班的小姐苗苗的生活内部。2008年夏天是北方收麦的季节，苗苗不断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之间，纪录片中展现的有她和亲人的关系——照顾生病的父亲，有她的友谊——与好友阁阁相互依存、相互保护，并最终因为一个男人而产生了裂痕，她的爱情——和附近工地的领班恋爱，最终分手。

　　之后他拍了《算命》，残疾人厉百程和自己用130块钱买来的“又聋又哑又傻又残”的老伴石珍珠，在河北燕郊城乡接合带要依靠算命为生。来找他们算命的有各色人等，基本上都是妓女和混混。《算命》在形式上使用了章回体，共分九回，比如“厉百程算定孤单命，唐小雁棒打无赖汉”等，真实展现了妓女这个阶层的生活逻辑。

　　一代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毁灭：粗陋的女性文化与粗陋的年代

　　但徐童对于游民阶层的热爱却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面对在如此不堪境遇中生活着的人们，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他们顽强的生活，却摒弃了道德和规则，他们生活中所展现的悲哀也很难被定义为崇高。

　　徐童觉得自己对游民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我现在是比较客观、坦然的态度，不会像若干年前那样把他们想象得那么好，或者认为自己一定要替底层发声。我只是想讲述他们是谁，表现他们真实的样子。”

　　比如珍宝岛上的游民和妓女，徐童说，他想以此展现上世纪末的几十年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毁灭。“女性文化的粗陋首先是时代的粗陋。我们曾经想建立起来的主义后来发现是个悲剧，于是为了生存我们就在经济至上的指导下，拼命搞经济，但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我想表达的是珍宝岛上没有珍宝，这是一代人的绝望，他们没有精神的依靠与寄托。”

　　“如果现在再讲这个故事，里面人物的命运还是会如此惨烈吗?”

　　“还是会，因为我们仍处在一个粗陋的年代。”徐童说。

　　《算命》里面那些妓女恩恩怨怨的故事，真正想来，如果换一个活法、地方、社会体制，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呢?徐童认为他们的悲哀之处就在于永远会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哪怕你有了相对好的制度、好的社会保证，总有一群人还是会在制度的压迫之下，这是全人类的无奈。”

　　“每个人在价值判断不清晰的年代，母亲是失语的”

　　“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倒向了性自由的一边”。美国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批判性革命的这句名言，恰好成了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性革命的生动写照。

　　2009年的一项计划生育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有1300万宗堕胎。从2000年开始，专家认为中国由“交易性性革命”步入“自我性革命”时代。在这种“新的性革命观”中，一夜情、婚外恋、色情业、同居、二奶、避孕、堕胎……性话题现在时刻包围着中国人。

　　“抛开社会问题，粗陋的女性文化以及底层女性尤其是妓女、性交易等问题的出现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归结为母亲教育的缺失。”徐童告诉记者。

　　在徐童的观点里，民族之间的较量，就是母亲之间的较量。“母亲教育首先是说母亲角色的消失，传统的女性性别教育、安全教育、尊严教育集体消失;另外便是女性对将会成为母亲的意识教育。”

　　从孟母三迁到胡适、鲁迅们的“私塾新母亲”再到甘露露们的“欲望式”母亲，母亲角色在不停多元化，中国千年来的母亲史，也是一部中国家教。

　　“当代教育体系里，人的价值是混乱的。母亲亦会分辨不清自己的需求，分辨不清如何在欲望和金钱里自处——因此，我们时代有甘露露母女的出现。”徐童说。

　　不被诱惑是杨澜母亲和成为母亲后的杨澜的教育方式。而徐童则认为：“我们面对孩子常常惶惑，是因为渴望把他们拽到自己的经验系统里来，你可以换个思路，放弃你的成人经验去靠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