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战争：1945年的浪漫叙事

　　■山东在1945·女性

　　战争中的女人，是否如金瓶梅所说“劝君莫为女儿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还是用她们的女性角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烙印?在思考女人与战争关系时，男人又该放在哪里?

　　从《第四十一个》到辛锐们的军装嫁衣：战争年代的血色浪漫

　　“一支红军残部从里海岸边向卡拉库姆沙漠撤退。他们中间，有一个女战士玛柳特卡，她是队里的神枪手，百发百中，每放一枪，都要数个数，她的死亡簿上已经有四十个白匪军官了。”

　　前苏联导演格里派里·丘赫莱伊的电影处女作《第四十一个》中，玛柳特卡和她俘虏的第四十一个白匪军官被困孤岛，坠入爱河。但最后白匪欲逃跑时，女战士依然一枪结束了其生命。

　　即使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言说，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在这里，爱情与女性所承担的主题，成为战争年代里人性的唯一光辉。

　　对于辛锐来说，她的人生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一分为二，前一截，她是大明湖畔辛家公馆里的二小姐辛淑荷，穿着旗袍办画展。后一段，她是沂蒙山区的女八路军战士，战争让她收获了爱情，也让她失去了爱人。

　　1941年3月8日，“姐妹剧团”正式成立，辛锐任团长。同一天，她与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陈明结为夫妇。当年11月，日军调动日伪军五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与辛锐匆匆一别后，陈明在大谷台陷入日军重围，双腿负重伤后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而与此同时，辛锐的双腿也被打断，并且腹部中了一弹。此时她已经怀孕5个月。

　　因为战争，那些本待字闺中的女性走出家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国家的沉沦和民族的危机，曾给女性带来深重灾难，也促使她们一步一步地觉醒，改变了她们的职业、爱情以及后半生的人生方向。

　　对于德国女性秋迪来说，战争让她的爱情同样埋葬在了沂蒙这片土地。秋迪的丈夫汉斯·西伯是第一个到山东来的外国记者。到山东一个月，他写出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文章，以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在国际国内发挥了重大影响。

　　想不到，短短的两个月后，西伯就倒在了大青山战场。11月30日突围那天，汉斯·西伯没能突围，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毒药倒下去了。战斗结束后，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西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此时，秋迪还在上海苦等丈夫的消息。直到抗战胜利后，她才知道丈夫已经永远地留在大青山了。1981年，年过六旬的秋迪，再次来到大青山。她亲手采来无数鲜花，放在丈夫墓前。秋迪的晚年，基本上在整理西伯的文稿中度过。1986年出版的《西伯文集》中，收入的外文原本，全部是秋迪提供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出现了结婚高潮，打了八年，没过一天消停日子，多少人渴望过安逸的家庭生活。此起彼伏的结婚一直持续到内战。

　　从“十三钗”到沂蒙版《愤怒的葡萄》：女性性别的消失与重构

　　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位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年流浪汉，于是她解开上衣，让流浪汉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汉热泪滚滚，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本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愤怒的葡萄》热还没降温之时，远离美国的沂蒙山区，却发生了真实版的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1941年深秋，沂南县岸堤村的聋哑媳妇明德英情急之中，毅然将自己的乳汁喂进了受伤小战士干裂的口中……这个故事后来被作家刘知侠写成了小说《红嫂》。

　　不同于从“资产阶级小姐”蜕变为女战士的辛锐，明德英更多的是展现了一名母亲的本能，而非家国情仇。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副标题是“战争中的女人”，女性对于战争的付出，更多的是间接的方式。

　　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称：“山东一千九百万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女儿是坚决拥护真理，拥护抗战的党派与军队，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中华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而奋斗到底的。”

　　1939年冬天，山东妇女缝制军用棉衣10.49万余件;次年，山东妇女3个月做军鞋7.23万双。沂水的赵老太太说：“现在我们女人也能打日本，只是不用刀和枪，用的是一颗心一根针一条线。”

　　在战争年代，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在胶东，妇救会干部带头把自己的镯子、戒指等金银首饰捐出来作抗日经费。在这次活动中，蓬莱县、黄县、掖县妇女共募捐金制品50多两，银子1.24万两。在徂徕山起义中，妇女和男子一样扛枪上阵地。

　　那些十七八岁的少女们，奔向农村的女八路，上演了一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般的宏大史诗，而《金陵十三钗》中冒死跑出教堂为将死的小兵弹奏一曲的青楼妓女，从另一种生态诠释了女性角色的浓墨重彩：

　　她们中，有的人的生命在最璀璨的时候瞬间凋零，而几乎所有人，她们的盛开如此绚烂，虽肉身凋零，其灵魂永存。

　　在莫尼卡·维蒂希的《女游击队员们》所描绘的乌托邦女性主义社会中，“当孩子降生时，接生员像战场上的妇女一样欢呼和哭泣。这意味着母亲像战士一样取胜，她俘获了一个孩子”。

　　社会契约要求每一性别的成员都付出他或她自己苦难的“什一税”：1954年，梦露抵达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劳军活动，“梦露要来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燃烧了整个军营，有些美国大兵甚至哭了。”当南丁格尔手持油灯巡视战场的病房时，士兵竟然躺在床上亲吻她落在墙壁的身影……

　　在这样的影像中，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

　　从“供租用的女人”到“女国民”：战争成为女性觉醒争取权利的契机和催化剂

　　希腊波斯战争中，女人们开门欢迎敌军，是为了免遭屠城之掳;“官妓”梁红玉，在妙高台“击鼓退金兵”;风情万种的玉墨在赴那场死亡之约前说，“明天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八年抗战中，“妓女电影”盛行。从葛嫩娘到董小宛，妓女大量进入影像更多来自于“孤岛”地域政治的心理体验——历史的影像常常这样上演，确实，还有什么比“供租用的女人”更能诠释战争文化呢?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语境中，女性的身体只属于家庭，不是操持家务，便是进行性欲或与生育有关的事情。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女性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构成了“被缚”女性的群像。

　　1944年9月，被德国占领了五年的荷兰，一群女人被按在地上，撕去衣服，她们美丽的金发正被同胞手里的剪刀撕扯，当进驻的美国士兵问旁边的人怎么了，回答是轻蔑而又平静的“她们和德国佬睡觉……”这是二战题材电影《兄弟连》里中的一个场景。而在希特勒“产房是德国妇女的战场，饭勺则是她们的武器”感召下，效忠纳粹的妇女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1945：柏林的女人》这部电影中，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丝呈现的也是一段被历史遮蔽已久的过往，女主人公在忍受着轮奸之后，被迫选择了一个当地最高的苏联军官，以此来换得对自己和周围人的庇护，她也确实得到了庇护，但是这是一种怎样扭曲和复杂的感情。

　　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的一段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总是以霸占敌对方的女人来宣告胜利的。”如果历史的巨笔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女性的背影，那么何不重读一下秋瑾的《鹧鸪天》呢?这阕词，在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1775年发轫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涌现出像黑人甘乃蒂和白人毕琪·柯宾夫等一批女性，而绵延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反而促进了女权运动蓬勃发展：战争，成为女性觉醒争取权利的契机和催化剂。正如美国陆军妇女队的标志希腊女神雅典娜，她“全副武装，挥舞着锐利的标枪”。

　　从小凤仙到赛金花，从秋瑾到宋美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话语如何被用来建构近代女性形象，在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语境多变的中国，她们依然长期地留在公共记忆中。

　　当那一句“战争，让女人走开”不再具备原初的效力，当众人开始忌惮于《水浒传》108将为何只有寥寥几个女人，当曹雪芹的《红楼梦》因为塑造了如此繁杂的“金陵十二钗”而被奉为研究“女性群像”的经典读物时，我们终于有能力笃信，即便“男权”的压迫已然成为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而女性的“呼喊与细语”亦更时刻演奏着命运的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