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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精神“嫁妆”史:一个民族的大雅

2015-03-15 00:13 未知/ □ 江寒秋 /

 

 

  在中国,从远古时代教人民养蚕的嫘祖到琴棋书画的蔡文姬、李清照,女性群体集合了传统文化的大雅,而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让母亲教育成为一个民族的文明符号。

  从女孩到女人再到母亲,在每一个成长阶段中,女性都以其特有的温柔、强大、担当塑造着男人,改变着世界。这是她给男人的一份“嫁妆”,也是世界给她的一份聘礼。

 

  从《女诫》到女红:

  时代的标准就是母亲的标准

  古代的道德标准是统一而一致的。男人为仕为官、立功立言;女人谨守妇德,传宗接代。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母亲教子是有清晰主线的。时代的标准就是母亲的标准。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母亲教育故事莫过于孟子。为了更好的环境,让孟子潜心向学,孟母曾经三迁住址,给儿子提供最佳的求学环境。勤学和精忠是封建社会中母亲教育的主流语境,岳飞的母亲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

  对女性教育,古代母亲则又采取了另一个标准。唐代著名的长孙皇后为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其家庭教育基调为“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性情仁孝。”

  班超《女诫》“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虽包含了对女子才能的轻视,但也突出了妇德并未一概反对妇女成才。《红楼梦》中老祖宗规劝大观园的姑娘们,“莫让读书坏了心性。”德行、贞操是女人的第一要务,贾母再宠爱林黛玉也是不许她“报了混乱心思”的。直到女儿成亲前夜,父母以 “嫁妆画”置嫁妆中,母即以示女,启以夫妻之道。

  母亲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艺传承,那就是女红。由于女红技巧从过去到现在,一般都是由母女或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称之为“母亲的艺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女红之“红”字读gong,这是因为旧时社会对女性的评判,都以“德、言、容、工”来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

  女红是一种母亲艺术,也是一种维生的技艺。秦韬玉的《贫女》吟道:“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诗颇具代表性,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女红既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快乐,同时也是女人一世最重的负担:要么具体到一家老小的穿衣戴帽,要么用它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

  一个家族的文化能力取决于女人

  一个家族的文化能力也往往由女人来启发,这种文化能力决定了家族的品质。知名学者杜维明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成员,其文化能力的培养常常在于家庭,而在家庭里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常常是母亲。

  在中国古代士人家庭中,父亲因家族责任而赴京应试、外出为官、游幕、教书等,父亲在子女教育中会处在经常缺席的状态,母亲实际上承担了重要的作用。

  很多女性有能力承担起启蒙教育的任务。国外学者曾统计光绪年间清朝女性的识字率为2%-10%,而较高层次的文学女性,曾有著作传世者,便有四千余人。

  诗词大家叶嘉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母亲和姨母也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而且都在外面教书。她们常常教叶嘉莹背诵经典。在这样的家学氛围下,叶嘉莹的诗词功底日渐扎实。如今人们听叶嘉莹讲课,往往觉得她的吟诵最具特色。殊不知,当今年轻人很难掌握的平仄声律,她从幼时便已熟知。

  与东方不同,西方女性的阅读史则显得更加生动活泼,甚至是香艳。女人读书的画面,最早出现在西莫内·马丁尼1333年所绘的《天使与圣母领报》中,在华丽的意大利哥特风绘画里,玛利亚手中的书和身上的蓝袍一样都是象征物,象征着一种信仰——玛利亚明白,她与她儿子的一生事件已经在诸经书中有所预言,她就是“智慧”的母亲,教化他人的心灵。

  这幅活色生香的画面在西方艺术史中其实经常见到,在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弗格1808年的画中,抹大拿的玛利亚便半身赤裸,只与一册书相伴。美丽的形象,不输只穿香水入睡的女明星。

  女人对读书似乎总是热情更高,至少更高调。你经常看到诸如“秦皇岛启动女性阅读活动”、“调查显示杭州女性比男性更爱看书”、“华盛顿女人酷爱读书怕被淘汰”这样的新闻,手握书卷,甚至被认为是与撒娇并列的性感情态。

  2012年春夏之交,纽约的公园和广场多了一群“养眼”的女读者。这个由女大学生组成的“户外女生半裸通俗小说鉴赏协会”,专在城市的公共场合“性感阅读”,誓要把公开酥胸全露变成不用害羞的事。

  每个家族都有一个老奶奶

  女人比男人更能承受苦难,所以,马尔克斯说,“更不幸的是,他是个男人,比她更为脆弱。”

  她们平静地承受生活的苦难,用与生俱来的生存经验,帮助家族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在过去的中国,她们往往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张王氏,丁王氏……这些墓碑一样生硬的名字背后,浓缩着一生的苦难和光芒。她们身上那些似乎是超时代的勤劳、纯朴、善良的天性,以及克己、勤俭、奉献、默默无闻的普世精神,使之成为传统价值最坚固的堡垒和最完美的形象代言人。

  这些普世精神是一种生存教育,在这个层面上,东西共通。在种族隔阂还相当严重的年代,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成为了旧金山第一个女售票员,生命最终突破牢笼,放声歌唱。而为这一切铺垫了明亮色调和温暖底色的是玛雅口中的“阿妈”,实际上是她的奶奶。玛雅的奶奶是一位受尊重的老人。她开一家小杂货铺,自力更生,养活身体残疾的儿子,安然度过家族中的每一次不幸。

  玛雅在成名后一直担任维克森林大学美国研究专业的雷诺兹讲席教授,这个职业选择也源于她的奶奶。她很喜欢当老师,因为小的时候,她的“阿妈”就对她说:“阿妈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阿妈知道,你和上帝都预备好了,你会成为一名教师。”

  在冬吴相对论的《家族接班人》一期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家族中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是这个家族中正能量的放大器,负能量的吸收器。老奶奶对整个家族起到了安定的作用,再叛逆的人到了她这里也会从内心中真正表达一份尊重。

  马尔克斯一生都对女人充满了敬畏,这种敬畏的情绪便源于他的祖母。他的祖母是他心目中最典型的女性,永远像一颗太阳一样照顾着每一个家庭成员,为他们打点一切,她是家族的核心。

  马尔克斯自觉地认为女人才是生活里的中心,“我总觉得,我生命中总有一个女人,亲手将我从现实的黑暗里解救出来,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懂得黑夜,在幽暗中,女人的方向感会更敏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