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性的自由之路

　　传统宗族社会长期笼罩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价值观桎梏下。然而到了民国，无数女性开始了林黛玉们无法企及的不一样的人生，女性留学及其归国后形成的女性职业群体，构成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在受教育的路上发掘出女性价值的觉醒之光。

　　宋氏三姐妹：

　　一个时代的留学女先锋

　　女性留学始于鸦片战争后，由美国传教士带出、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医学院的金雅妹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民国初年留学政策的修正，使女性留学从个案发展成为政府认可的社会现象，推动了国内女学的发展。

　　女性留学及其归国后形成的女性职业群体，构成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留学，也是她们通往自由的一条捷径。

　　宋氏三姐妹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的求学生涯，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

　　1904年，年轻的宋蔼龄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前往彼岸求学。她就读的威斯理安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得到政府认可的女子大学，专为上层社会女性设立。初来威斯理安，宋蔼龄就引起了这座学校所在的南方小城的轰动，因为她是到这求学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一些当地报纸还作了专门的报道。

　　1907年，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来到美国，在这所私立学校开始了她们在美国最初的求学生涯。姐妹俩都很爱看书，经常在图书馆呆到闭馆时分。特别是宋庆龄，为了尽快考上大学，学习相当努力。

　　1908年，宋蔼龄刚升入大学四年级时，她和两个妹妹——15岁的宋庆龄和11岁的宋美龄在威斯理安团聚。

　　1943 年，宋美龄访美，引起全世界的轰动。访美接近尾声时，她重回母校，发表演说：“仁慈的圣母，请挥一下你的权杖，让蔼龄、庆龄也一道回来这里，我知道她们是多么想旧地重游，我真希望此刻她们就在我身旁陪伴我……”

　　宋氏三姐妹是典型的留学生，那些追求艺术的女性，更显得另类独特，比如女画家。

　　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就不多，女画家更是罕见。历数来，出国接受西化教育的并没超过二十人，而杰出者有“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

　　在这六位女画家中，潘玉良的艺术造诣最深，其艺术追求之路也最崎岖。与其他五位女画家相比，潘玉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而是从青楼里逃出来的。

　　她从小父母双亡被舅舅卖入了青楼，在妓院的4年里，她曾因拒绝接客而逃跑10次，后被芜湖盐督潘赞化看中，并于1913年，在陈独秀的证婚下，喜结连理。

　　结婚时，潘玉良改自己的张姓为潘，立志开启新的人生。她喜欢画画，对色彩有天分，丈夫潘赞化请了老师教授潘玉良读书，1918年，潘玉良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在绘画上的优异受到了校长刘海粟的认可，潘玉良自己说：“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然而，出身青楼，又在绘画上崭露头角，在当时混沌未开的中国，潘玉良备受蜚言流语。1921年，在陈独秀的支持下，潘玉良考取留法深造，真正走上了自我的艺术之路。她先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毕业后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徐悲鸿师出同门。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归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

　　后人评价她为“一代画魂”，自画像上的她，端庄而倔强，饱满的身体之下透出来对命运的抗争、爱情的追求、艺术的渴望，2006年，她的《非洲裸女》在西冷拍卖以902万的高价成交。

　　张幼仪和董竹君：

　　唯有教育，改变女人一生

　　离婚成为一个事件，比如董竹君，比如张幼仪。对她们来说，离婚成为通往自由的一条道路。离婚后，她们彻底拥抱新时代。

　　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被人称作女权运动的先驱，导演谢晋以其经历拍成了电视剧《世纪人生》。

　　她的人生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与丈夫夏之时离婚。实际上，董竹君是从青楼里被夏之时搭救出来的，后一同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而夏之时非常大男子主义，董竹君一直在忍耐。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离婚，则是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读书。但董竹君作为一个母亲，却异常坚定，女儿唯有接受高等教育才能获得自己的新人生。

　　她离婚时，只对夏之时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一，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其二，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其情分，培养女儿大学毕业。

　　但是后来夏之时并没有履行，董竹君就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仍把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女儿也能接受西化的自由教育。

　　每逢周末、假期，董竹君还给女儿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女儿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

　　困顿如张幼仪，证明了一个女性的能量可以被无限挖掘。徐志摩曾说张幼仪和他的搭配是“小脚与西服”，但事实上，张幼仪并不那么小脚，她好学上进，意志力极强，远胜于当时很多年轻女子。

　　和徐志摩离婚后，她独自抚养孩子，省吃俭用，进入学校读书。回到中国后，她曾做过东吴大学的德文老师，随后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张公权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成为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打理银行期间，她特意请了个中文老师，每天学习一小时，了解更多的文献与名著。

　　她还学会了，用新式女子的态度，面对她的前夫。

　　她与婚后的徐志摩似乎成了朋友，借给他钱，帮他打点衣服，徐志摩也给她写信，讲述自己和陆小曼的生活状况。徐志摩去世后，张幼仪还曾经以儿子徐积锴的名义，给陆小曼提供过一段时间的赡养费。

　　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徐志摩破天荒表达了对张幼仪的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后来与苏季之医生于1954年在日本结婚。1972年丈夫病故后，她去美国与儿子团聚，1988年逝世于纽约。她还策划编纂了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

　　少女林徽因与她的姐妹们：

　　塑造思想和传奇的民国样本

　　少女的美是不可方物的，民国是一个塑造思想和传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少女像是在一块充满暴风雨的土地上恣意开放的花儿，尘土飞扬中留下经久不散的香气。

　　女兵——谢冰莹与胡兰畦、沙菲女士们——丁玲与王剑虹、出走的娜拉——冯沅君、永远的十五岁——沈从文的“翠翠”、汪曾祺的小英子、戴望舒的丁香姑娘……

　　这是一种著名的照片：1916年，林徽因与姐妹们的合影。她们身上穿的是北京培华女子中学的校服。

　　民国少女，飒爽英姿，旧时代轰然倒塌，新时代悄然崛起。

　　1924年6月，一对风华正茂的情侣启程，去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这对情侣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原准备上一年赴美留学的，但因伤休养了一年，恰逢林徽因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两人得以双双赴美深造。

　　林徽因聪明绝伦，在大学生的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获奖。她用两年时间，如期取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又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竟然不到两年就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更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教师。

　　那几年留美中国学生兴起了演戏风，他们用的是中国的剧情，英语的对白。在《琵琶记》里，梁实秋饰蔡中郎，谢文秋饰赵五娘，冰心饰牛小姐，顾一樵饰牛丞相。余上沅给胡适的信里提到：“近来在美国的戏剧同志，已经组织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社员有林徽音、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等十余人，分头用功，希望将来有一些贡献。”

　　林徽因留学时期的业余戏剧活动，显然是她获得学士证书后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重要诱因。她在著名的G. P. 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学生。她的天赋及美术和建筑的基础，使得她也得以在这个专业里出类拔萃。

　　1935年冬天她应曹禺之请设计《财狂》，《益世报》《大公报》连日赞扬林徽因的布景设计：与林徽因交往密切的作家李健吾在评价林徽因的性格特征时也说：“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在她身上，折射着许多优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过来又为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们举着她这支蜡烛，把那些有着别样才情与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启超、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张奚若……这串散发着光芒的名单里，间或瞥见林徽因的衣袂飘动，她与他们终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亲或友的深厚情感。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参与保护北京老建筑，但关于她的往事，更多的还是属于民国。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她的一生，就是一个少女冲向自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