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的文艺史
种麦与收麦的轮回,是人类集体的生存寓言。《圣经》曾拿麦穗来作比“舍生取义”,梵高以麦田描绘“悲伤与极度的寂寞”,而磨面的磨坊里,除了是“农耕文明”的缩影,一样成为西方文学的创作背景,“爱恨情仇”正在上演。
麦田里孕育着生命意识,更是人逃不掉的命运,当现代化文明吞噬农耕文明,更多从麦田出走的人回到麦田,寻找着“远祖的灵魂”,更思索着生存困境之下人的命运。
生存缝隙里的闲暇:
《拾穗者》们艰辛之余的欢乐
法国画家米勒1857年创作了著名的油画《拾穗者》,描绘了农村夏收后,人们在地里拣拾麦穗的情景。金黄的麦田里,在远方的忙碌人群与高耸的麦垛之外,近景处有三个弯腰拾麦穗的农妇,穿着粗布衣衫和笨重的木鞋,体态健硕,与上流太太的优雅与惺惺作态不同,谦卑地躬下身子,在麦地里寻找零散、散落的麦穗。
画评人说从农妇一丝不苟的穿着里读出了忍耐、谦卑、忠诚,使得这幅现实主义的画作充满了庄严与凝重质朴。卑微的农妇们只顾捡麦穗,甚至没有时间抬头去关注金黄麦田下,宁静的田园风光。后世甚至解读其道出人类生存的寓言:土地喂养着人类,而从事农作的人们则需要抵抗生存的重压。
米勒的画影响了梵高,这位生活在下层的艺术家,对劳动者的贫寒深有感触。他在《吃土豆的人》中描绘了一家农户在昏黄的灯光下正在吃土豆,“盛土豆的盘子里散发出缕缕的蒸气,这一切都活画出了贫苦农民家庭生活的真实情景”。梵高强调 “伸在碟子上的那只手,曾挖掘过泥土。”而画面上所有人都全神贯注的吃着土豆,享受这艰辛劳作后,片刻的满足与安闲。
在文明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农耕最终成为“落后与社会下层”的代言词,孕育着劳作者的苦难。正因如此,片刻的闲暇更宝贵,也透露出诗意。
俄国有着冗长的农耕编年史,而大量的农民面对重负的劳作,在艰辛之余,寻找着“闲暇的欢乐”。《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描写夏季麦收时节的景象: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诗歌的原乡:
在麦地里寻找灵魂的栖居地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曾拍摄过越战三部曲,在1993年的影片《天与地》中,越南乡村里的父亲对女儿说,每一粒麦穗里都住着祖先的灵魂。
麦子与麦田曾启迪了圣哲的思考。追溯《圣经》,有大量关于麦子的意向。《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曾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在《马太福音》中也有“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正如拉格兰德所说:若我们拒绝不成为麦子,落在地上死去,我们就只有一个人。而若我们希望结果子,就要跟从上帝,成为一粒麦子死去,那么,我们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在宣讲基督教义中的“舍生取义”。
尽管文明的进程让年轻一代逃离了乡村,但粮食仍然统治着人们的胃,甚至影响了人们的灵魂。这就是寻根文学的起源,在诗人海子笔下有三首以麦地命名的诗《五月的麦地》、《麦地,或遥远》、《麦地与诗人》。在《麦地》中他这样写到麦子与父辈们的气质:“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和你俩不一样,在歌颂麦地时,我要歌颂月亮,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身上像流动金子……”
如海子一样从农村离开奔向城市,“叛逃”父辈们的年轻一代又不断追思着对土地的深深依恋。《五月的麦地》里诗人这样写到“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麦田里有艺术家们的“思考”。在《麦地与诗人》中,麦子变成了能与诗人交流的个体,询问是麦地的询问,答复是诗人的答复。“在青麦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
这样的艺术化交流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化身成少年维特关于成长的烦恼,“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除了我,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在那儿守望。”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梵高创作的《麦田上的乌鸦》,金黄的麦田上空聚集着乌黑的鸦群。这部梵高的最后画作中,已经透露出梵高的心境:内心处于极度的压抑之中。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在这幅画中读到了梵高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
麦田的生命意识给予了梵高很多的启迪。在另一幅画作《麦田》中,绿油油的麦田里蕴藏着生命的朝气蓬勃。这种“生的希望”里有着最原始的激情,而这样的激情或许是激发艺术家不断向麦田追问的原因。
磨坊里的爱情:
西方文学的宏大叙事背景
一粒小麦在磨坊里成为了面粉,而后工业机械化开始取代磨坊,大肆制造面粉。磨坊成为农耕文明最后的“退守”,而被现代文明取代后,又成为西方文艺作品的宏大叙事背景,在这里上演着“爱恨情仇”。
舒伯特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勒的同名长诗里,选出其中二十首谱写成的声乐套曲,在1823年谱出了浪漫的《美丽的磨坊女》,它舒缓而不逼仄,不仅是舒伯特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更蕴含着他对艺术歌曲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沉重的大磨盘,歌声扬,它们尽情欢快地在舞蹈,我的男女主人在磨坊,让我自由地去流浪,去流浪。”“那可爱的磨房姑娘她已属于我,”磨坊小工陷入所谓的极端意乱情迷的忘形境界中,不断从转动的磨盘中寻找追求爱情的勇气,虽然他只是小工,却在爱情的妄想中要求小溪河自然界所有的一切和他一起欢乐。
有关磨坊爱情的故事来源已久。在17、18直到19世纪,那些靠着手艺到处旅行的手工业青年,对德国民歌的传播有很大的功劳。而农业的发展,使磨坊行业应运而生。有关磨坊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作曲家乔瓦尼·帕伊西埃洛1788年创作的歌剧《美丽的磨坊姑娘》里。在德国演出获得成功后,其歌剧的主题以不同的题目在德国流行。1822年,帕伊西埃洛的这部作品曾在维也纳上演,舒伯特或许看过。歌德也曾写过4首磨坊的爱情故事,其中第二首是缪勒《美丽的磨坊女》诗集中《嫉妒与矜持》的模板。
而后来,磨坊成为西方的叙事史。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曾写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取材于19世纪英国乡村生活,却没有维多利亚中后期宁静和谐的田园之美。在英国工业化的浪潮中,保守的小农将面对工业资本的冲击所作的“螳臂挡车”式样的徒劳挣扎。有谚语说:“像土耳其的狗或者英格兰的妇女一样不快乐。”但磨坊里的姑娘却在这样的困境中追寻着自己的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在男权之下寻找“女性权利”的一丝生存空间。
同样的叙事也在中国发生。吴子牛导演曾拍摄过《大磨坊》,清朝末年,商贾云集,在胶东小县里,水道爷所创的磨坊生存艰难,而就在逼仄的大背景中,一家人谱写着生存与个人意志之间矛盾的爱恨情仇。
磨坊是农业生产最后一个环节,天然具备工业化的潜质。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中,磨坊与染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一个切口,它们贯通了农业与工业,背负起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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