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到龙应台：新教育让女性脱离第二性

　　读书往往和女性教育联系在一起。从17世纪的法国沙龙文化开始，女性一直定义着“优雅与智慧”的最高形态，到了20世纪，以波伏娃为首的“自由女性”不仅倡导确立了新女性的典范，也给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以精神营养，台湾文化学者龙应台的《野火集》、《百年思索》，进一步将女性价值的体现上升到文化公民意识。

　　《第二性》与波伏娃们的中国阅读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震动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 “女性主义的奠基石”。

　　波伏娃190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比较守旧的富裕天主教家庭，5岁起开始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她酷爱读书，头脑清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

　　有人说，她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建立在反叛上，她自己的表述是“写作是我存在的证明”。19岁时，波伏娃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就在波伏娃百年冥诞的同时，法国总统萨科奇曾拒绝了一份新年授勋名单。总统先生认为，到了20世纪，以波伏娃为首的“自由女性”倡导反叛并确立了新女性的典范。授予年度杰出人士荣誉勋章的名单上，女性的“份额”怎么能连1/3都不到呢?

　　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应邀访问中国45天。她随后出版了对中国观感的专著《长征》，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这本书以充足的事实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要去体验他人的生活。我那时也受他们的影响而麻木。中国有3/4的人无衣可穿?这样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去看一看中国。”

　　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传到中国，波伏娃作为“女权教母”被广泛接受。“许多西方学者曾羡慕中国女性，认为她们经过革命的洗礼获得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但情况并非如此。”

　　2011年10月，波伏娃的经典代表作《第二性》全译本正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第二性》分享沙龙”活动中，女作家任晓雯表示，波伏娃的很多思想到现在都很受用。如今中国的职业女性同样面临着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家庭分工困惑、成为“剩女”等各种问题。

　　作家纪尧姆在Facebook上感慨道，“曾经是波伏娃，而现在是纳比勒·贝纳蒂亚(真人秀女星)。从女权主义的斗争到现在的女性外表化，这便是50年来的衰退!”

　　龙应台的公民精神：

　　“读书是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龙应台曾这样告诉儿子安德烈：“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读书改变了龙应台的生活路径，她是一个“外省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虽然家境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的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出国留学的丰富阅历，客居的边缘人状态让她对“民族”、“家国”、“性别”的感受特别强烈，她犀利的批判常常让人误以为这是个鲁迅般的男人。一场龙卷风席卷两岸。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35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很多批判的声音。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家国情怀让龙应台的阅读体系充满了男性气质，在这个浮躁的阅读时代，她鼓励青年人阅读文史哲，重新从原典中发现生活的本质。

　　她说，“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她提醒年轻人注意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差别：“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道，不能有人文素养。”

　　在从政之后，龙应台也把读书当做塑造公民人文素养的重要支柱。2012年春，龙应台受马英九之邀，出任新设立的台湾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上任伊始，她办了多场“国是论坛”，第一场，就是从独立书店的生存研究起，主题就是：“街角的书店哪里去了?”

　　她说，文化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单单只是买书，也牵涉到去什么地方买书，让怎样的书店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为此，龙应台特地指示相关部门，出台对独立书店的扶持计划，让这道独特的美丽风景得以延续。他们推出了“第一桶金”的辅导措施，鼓励年轻人回家乡开一间自己的书店：“让乡下长大的孩子，也有一个濡染文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