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娜拉”们的女性呐喊——前妻的时代符号

　　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是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建立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关系。活跃在民国舞台上的一帮前妻们，成为当时女性的一个政治与文化高度，给一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波澜。

　　文绣、秋瑾们的婚姻起义：“我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

　　尽管秋瑾在满清灭亡前就已舍身取义，1931年的文绣离婚事件，亦足以彪炳女性自救史册。

　　溥仪曾回忆道：“我这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共干过两件轰动世界的事：一是给日本人当傀儡，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二是答应淑妃文绣的离婚要求。”

　　结婚9年，文绣还是处女，并受到婉容的排挤。受新女性思想的影响，文绣悄然离开，通过法律途径与溥仪提出离婚，一时轰动天下。

　　当时的《国强报》报道说：“淑妃文绣不堪皇帝虐待、太监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离婚一事，文绣所受压力巨大。一位名叫“左安法隐”则给“满洲”遗老金梁写信，要求其“执鞭随诸君子后也”。离婚后，文绣回到北平，后用傅玉芳的名字到一家私立小学教国语，还一度在华北日报社任校对员。后来，文绣和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再也不用守活寡了。

　　文绣离婚，是五四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运动的“高潮”。五四以降，诸多新式女性开始挣脱婚姻的牢笼，脱离家庭，走向社会。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但男家有离异女子的事，而且女子也有提出离异的了”。离婚自由的思想在五四后期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而且更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离婚启事。1922年的《妇女杂志》推出了“离婚问题专号”，把离婚自由作为医治封建婚姻制度的药方。

　　民国离婚偶像：

　　为自由，也为爱情

　　“张×英自民国八年(即1919年)，与陈×甫结婚后，历年因×甫不务正业即被驱逐，几年来，衣食俱无，生活无着。×英即就食娘家，方冀其能痛改前非，奋发自立，不料近期愈变本加厉，日趋下流。×英为谋自身前途，现已与×甫脱离夫妇关系……特此声明。”五四时期，类似女性主导的离婚广告比比皆是。

　　离婚登公告，成了民国最为常见的方式。当然，比起几千年的“男儿休书”，民国女子的“抗婚拒婚”更吸引大众眼球。当此时，小脚被高跟代替，开衩旗袍取缔了臃肿棉袄，至于流行的桂花膏美容大赏更是让女人们找到了美的价值。因为，红杏不再躲屋内，出墙成了时尚与现代感的最好表达。

　　民国第一个为爱情离婚的是陆小曼，在上世纪20年代，此举被赋予了追求自由、打破传统礼教的革命意义。刘海粟为陆小曼打破“三从四德”而举杯高呼，梁启超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做证婚人，至于被抛弃的张幼仪和王赓，则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

　　从萧红到张爱玲：

　　前妻史与文化高峰

　　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如何?鲁迅说她要么饿死，要么回来。其实不然。

　　早年，身怀六甲的萧红曾被丈夫汪恩甲抛弃，寄居宾馆。欠一屁股房钱的萧红，鬼使神差地想到向报社求救。于是，萧军便天将般地，出现在她面前。

　　1935年，“二萧”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的重头戏，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当即震动文坛。

　　此时的萧军，即便心里有些许不平衡，也属正常。昔日那个躲在自己身后，自称“悄吟”的女孩，如今一夜长大，一跃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新力量，并且在文学理想上，萧红的大写意式的创作方式，也同萧军相去甚远，她比萧军起步晚，却比萧军走得远，可谓开创了一条有萧红特色的文学道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离婚。与上一次被抛弃不同，这次是她主动提出的，几个月之后，萧红便又与端木蕻良走到了一起。1938年也成为萧红创作的分水岭。1942年，萧红去世，去世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军不仅是萧红的前夫，还是她精神的引路人。一个落魄的“小姑娘”，成长为独立的思想者，并最终挣脱了萧军的护佑。萧红后来的生命悲剧，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就像萧军之于萧红，胡兰成之于张爱玲亦十足珍贵。在张爱玲走红之际，一个人偶然间读到她的小说而生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奇世姻缘。这个人就是曾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

　　其实，无论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与胡兰成的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

　　1944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胡张二人签定婚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妻，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两人的最大快乐是夫妻双双欣赏文学与艺术。美滋滋地品味诗词佳句、西洋华章;靠肩坐读《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事而惜良辰。随后两人喜孜孜地去街上品尝西式糕点，享受生活。

　　后来，胡兰成还是离开了张爱玲。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了一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

　　多少年后，张爱玲身上亦有着胡兰成的影子。人生的喜怒哀乐，命运的起伏跌宕，张爱玲的话是最好的诠释：“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出走婚姻的两个女人，一个陨落于香港，一个栖身于美国。她们带着一个男人的痕迹，带着一个时代的痕迹，创造了一种生存哲学。

　　■延伸阅读

　　“秦香莲”们的商业转身

　　□尹丛丛

　　张幼仪：时尚女大亨的原配力量

　　徐志摩第一眼见到张幼仪的照片，嘴角撇撇说，“乡下土包子。”

　　对于徐志摩来说，张幼仪不但是旧式婚姻带给他的枷锁，更代表了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那双一共缠过一夜的小脚让他在内心深处，认为张幼仪的精神是被缠过的。

　　1922年，张幼仪刚生下二儿子彼得，爱上林徽因的徐志摩与她离婚。“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1927年她回国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公司。不久又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在随后的岁月中，她以养女的身份，操办了徐母的葬礼，以徐家掌门人的身份，主持了徐志摩的葬礼，甚至，支付了陆小曼直到去世的赡养费。

　　葛淑珍：秦香莲的商业苦旅

　　1991年，已经上过春晚，凭借《相亲》一举成名的赵本山花费了25万块、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台夏利汽车，成功打发掉了原配葛淑珍。彼时，她不过是个在家务农养女12年的家庭妇女。为了生活，相貌一般、性格内向的她在火锅店刷过碗，在地摊上卖过袜子、手套与红绳，谁能想到，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葛淑珍开饭店当老板，而今身家早已过百万。

　　李红和葛淑珍有得一比。1989年，丈夫余秋雨写出了《文化苦旅》，并爱慕上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马兰。“两个人连感情都没有了，何必还要勉强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呢?他有名是他的事，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40余岁的李红为了养家踏足深圳，最终在国泰君安证券投资公司的大户室里，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挣得了标志着一个人成功所需要的金钱。

　　宋雅红：前妻改变的风投行业规则

　　2011年，宋雅红与民营钢铁巨头杜双华打起了“史上最贵离婚案”，宋雅红要求分割杜双华名下350亿元财产，而杜双华则公开发表“万言书”，表示两人已于十年前离婚。官司至今未有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酝酿许久的日照钢铁和山东钢铁的重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一系列CEO的夫妻恩怨，悄悄改变了风投行业的运作规则。

　　今日资本徐新总结出经验教训，现在我们选择投资对象时，除了对投资者和他的企业做调查外，还扩大了调查范围：“凡是结了婚的我们要访谈老婆，离婚的我们要访谈前妻，凡是没结婚的我们要访谈爸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