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女性救赎的浮生六记

　　■金陵十三钗 ·灾难与救赎

　　1937年，无疑开启了人类一个重新审视灾难的通道：而从美国女传教士到救助国难的沦陷区妓女，再到战争对立面，日本女性的“战时大动员”，她们在不同层面话语的驱动之下，编织着不同灾难坐标下的慰安与救赎。

　　魏特林：一个美国女传教士的“金陵永生”

　　1937年11月，宋美龄将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钢琴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1岁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知道，她也要离开了。11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十天之后，日军当局下令：“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其实，早在8、9月间，魏特林就已经4次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学院大部分师生都已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魏特林任代理校长。她向美国大使馆借来一面9英尺的美国国旗，升起在学校中央，接下来的一周，魏特林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教学楼里清理出来，准备安置难民。。

　　74年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南京妇女的救命安身之所。

　　到了12月，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魏特林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为了接纳更多最需要帮助的人，她请求年纪大点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林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魏特林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个胖脸中佐带着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妓女”。魏特林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林拖在这里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妇女被强奸，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强奸，它比屠杀更残酷。

　　魏特林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1941年，回国一年后的她在公寓开煤气自杀，遗书上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魏特林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剖面图，并刻着“金陵永生”四个中文字。

　　中国“孤岛”文化下的

　　妓女生态

　　小说《金陵十三钗》中逃命到洋教堂中的秦淮娼妓依旧醉生梦死，弹琵琶、打麻将、喝烧酒，和伤兵卿卿我我。但后来挺身而出，“人人腰里都有刀”，去赴了日本兵那场“必死的羞辱之约”。

　　这样的故事，在沦陷期间是否真的发生过呢?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经盛鸿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据资料记载，当时有3个妓女被日军抓获，要将其带进慰安所，就有一个妓女挺身而出，表示放掉其他两人，她自己就乖乖跟日军走，不然3个人宁愿自杀。后来，这个女子在半路上夺了日军的佩刀，自杀身亡。

　　而在日军进城以后，“妓女救助抗战将士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其中最高级别的中国抗战将士，是防守雨花台的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这在其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有明确提及。

　　南京城破以后，守军溃散，88师的残部也各自逃生。师长孙元良简单化装以后，经中华门向城北方向逃去。在经过夫子庙时，慌不择路的孙元良逃进了一家妓院。在妓院人员的掩护下，孙元良成功躲藏了几天。几天后，妓女们找了一个机会，把孙元良送进了难民区，并最终逃出了已经沦为炼狱的南京。

　　此外，城南夫子庙一些妓院还营救过一些溃散下来的中国守军士兵。

　　在抗战中，妓女这一特殊群体有着独特的故事与经历。她们不仅救过国军将士，还曾慷慨解囊，资助前线。

　　1938年，“七七事变”一年之后，武汉兴起了各界为抗日战士大献金的运动。

　　前来献金、助兴的男女老幼、官吏商贾、工人农民、车夫乞丐、兵士难民，把偌大个广场围得满满当当。这其中就有许多妓女的身影，很多报纸也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感慨：“商女也知亡国恨。”

　　1937年“八·一三”沪战失利，上海的华界陷落，在风雨中苟延的租界区，史称“孤岛”。而在“孤岛”的电影生产中，妓女的形象散见于众多影片中，包括《葛嫩娘》、《董小宛》等在内的古装片，还包括如《乱世风光》、《花溅泪》等时装片。

　　在某种程度上，电影中的妓女实际已升华为一种“反抗强权”象征，她代表着过去、文化的优雅以及正统和反抗。妓女既能以身体、妆容等职业行为沟通租界，同时她们悲惨的日常生活又与租界之外相勾连，这双重象喻使得妓女为历史与此在的断裂处建筑起了颇为复杂的链接。

　　战时的日本女性：从“昭和烈女”到“帝国之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日本妇女的自杀轰动全日本。21岁的井上千代子是侵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连队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为了激励参加侵华战争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在中国东北“效忠天皇”、“为国奉献”，在丈夫出征中国的前夜，她在丈夫身边刎颈自杀。

　　千代子的死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我们日本妇女，必须敬神、崇主、奉诏、为皇国无私奉公”，千代子也被天皇封为“昭和之烈女”。

　　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遂行侵略战争。

　　无独有偶，1940年9月，22岁的藤田多美子在观看了反映日本空军的电影《燃烧的天空》后，她非常感动。“那电影与眼前在战场上活跃的陆海空军人的身影在眼前相互映照，我强烈感到女性的生命简直贱不足惜。……我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祈祷吉田学校无一人牺牲。”她跳下校园内的一口古井自杀身亡。

　　“枪炮声在远方回响，鸟虫噤若寒蝉，和风带着血腥，芳草染着血迹。”——《日本妇人从军歌》，创作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明治27年(1894)。从1894年——1945年半个世纪中，这支歌一直是日本妇女最爱唱的歌曲。血雨腥风、淋腥沐血的战争场景，在军国主义时代，成了美的极至。

　　除自杀以激励“皇军”士气之外，更多的女性主动充当了“从军看护妇”、“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队员和“满蒙开拓团”团员，一些人还志愿充当了“帝国之花”——女间谍。她们直接走上了侵略战争的战场。

　　在派遣间谍进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

　　抗战时期活跃在南京、苏州、上海一带的一位神秘的美人蓝小姐就是一个“大陆阿菊”。她通过和许多高官的暧昧关系获得了很多价值颇高的情报，但是最后由于身份暴露，被人残杀在野外。■延伸阅读她们的“灾难日记”张纯如

　　1997年，经过在中国大陆为期两年的调查采访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出版了轰动世界的英文畅销书《南京大屠杀》，其发现的《拉贝日记》现在成了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但随后，她受到日本右翼的恶毒攻击。

　　2004年11月9日，患有抑郁症的张纯如自杀，年仅36岁。

　　特雷莎修女

　　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在不断向总主教以及梵蒂冈请求下，1948年，教皇庇护十二世终于给德蕾莎修女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许可，并拨给她一个社区和居住所让她去帮助有需要的穷人。

　　1950年10月，德蕾莎修女与其他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后人赞她为：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

　　埃尔加·德恩

　　“今天早上，一个垂死的小孩使我深感不安。下一次转移(往灭绝营)将会轮到我们”，1943年7月2日，荷兰籍犹太少女埃尔加·德恩在她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之后，她和父母兄弟一同遇害。

　　2004年10月，荷兰蒂尔堡档案馆公布了德恩在纳粹集中营写给男友的日记。法新社报道说，《德恩日记》让现代人瞥见了大屠杀时期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