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英雄时代没有英雄

　　1976年出生的房伟有着多重身份：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小说家、诗人……

　　作为学者的房伟，是山东文坛上小有名气的“70后批评家”代表人物之一;而作为小说家的房伟，因近期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的出版引起广泛关注。

　　《英雄时代》书写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大学毕业生们的命运，是对“分享艰难”式的宏大叙事的否定。关于武松和潘金莲故事的改写，则将古今融为一体，使小说独具特色。

　　“分享艰难”背后：

　　屠宰厂里的潘金莲

　　曾经的肉联厂工人生涯让房伟挥之不去。酝酿数年，他却只用了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的创作。那些信手拈来的细节，使他一次次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小说写完，他依然不能释怀，“那种冲击，再写上四五个中篇都写不完”。

　　按照房伟的设想，《英雄时代》是对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反思。当年张平、李佩甫、刘醒龙等作家关于国企改革的书写，大都有种分享艰难的情结。“宏大叙事遮蔽了个体命运的起承转合，实际上作为个体，我感触最深的是国企改革背景下大学生的命运。”

　　《英雄时代》原名《打虎记》、《屠宰厂的潘金莲》。“借《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外壳写了大学毕业生刘建民在屠宰厂的种种荒唐经历，将古今两个故事串在一起对比叙事。”

　　主人公刘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肉联厂工作，夜以继日的体力劳动以及分割车间弥漫的死亡血腥，让他深感生活乏味与前途渺茫，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冥想，把肉联厂想象成中世纪的城堡，将运送活猪活牛的卡车看成骑士，而把自己当作号手。

　　和刘建民一起分配进车间的“刮猪毛美女”王梅，面对超负荷劳动以及理想难以实现的困窘，选择了做副厂长的情妇。虽然王梅最终和刘建民结婚生子，其间却也几经动摇周折。王梅对刘建民的主动追求实际上是精神弱者向强者的趋近、取暖，而刘建民在小说《打虎记》中对潘金莲、武松等历史人物的颠覆式重构、理想化书写则是在向一种抗争性人格致敬，自我期许与鞭策。

　　“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嵌入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其实古代人的生活、思维模式，到今天依然存在，古人所追求的自由，现在依然很难实现。就是一句话：古今皆然。”房伟向本刊记者解释，《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道德化的英雄，以杀人、杀女人的方式成就自己的英雄名气。真正的英雄不应该是这样，应是懂得尊重别人，具有人性中的勇气和智慧。“所以就把武松和潘金莲的爱情故事前置过来，武松是东京汴梁卖牛杂的小贩，潘金莲是女扑手(宋代非常流行女子相扑)，两人在东京相爱。因缘际会，潘金莲被卖给了张大户，后来又被转手给了武大。武松离开了梁山，潘金莲不知所终。”

　　国企改革后，刘建民和王梅离开了工厂，一个成了个体屠宰户，一个则在私立学校当老师。他们虽然离开了肉联厂，却依然没有出路。《打虎记》的手稿被王梅垫了炉底，一不小心引燃，化成了一堆灰烬……冥想中飞驰的骑士梦和仗剑江湖的武侠梦粉碎了，就像它从未发生过。

　　学者张元珂在评论中写道：国企改革中的绝大部分个体是渺小的，曾被主流意识形态冠以“历史的必然”、“生产力的进步”轻描淡写地遮蔽掉了，更有些人打着“分享艰难”的名义，企图抹平1990年代“中国式”改革非人道、非人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英雄时代》对国企改革中弱势群体情感、生活的反映，对权利与欲望结合后扭曲、变异形态的折射，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被绞肉机搅碎的生活，一方面很刺激，一方面很飞扬

　　1997年，作为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大学生，房伟进入一家肉联厂工作，噩梦从此开始。

　　房伟学的是文秘，却进入车间当工人。在车间里砍肉，剔骨头，搬运冷冻好的肉扇子。宿舍又小又窄，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一只昏黄的电灯泡，地面布满老鼠洞，房顶上还住着一窝蝙蝠。上班第一天晚上睡觉，一只大老鼠爬上他的肚皮。从此，和老鼠共眠成了生活的常态，经常有老鼠钻进被窝，把他从梦中扰醒。

　　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他就把肉削成薄薄一层藏在套袖里，带出来炖着吃，“有点像顽童，苦中作乐”。

　　“当时觉得没有出路，受这么多年传统教育，很少有人会想到离开国有单位出去打工。即便如此，企业每年依然要分来200多大学生，但最终留下的少，走的多，有的下场非常惨。”房伟回忆道，“有上吊自杀的，有疯了的，还有失踪的。”

　　房伟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对情侣，浙江大学毕业后分到镇上一家机电制修厂。男生学历高，人又灵活，很快当了办公室主任。一次厂长喝醉酒，把他的女朋友强奸了，为息事宁人，许诺提拔他为副厂长，他只好忍气吞声。一年后国企改革，他被买断工龄，下岗了，女朋友却早已成了厂长的情人。“他走的时候把厂长办公室玻璃砸了，哭得一塌糊涂，下岗后在街上卖程控电话机。”还有一个女同学，懂好几国外语，外号“外国人”，毕业后被分到莱州湾养虾，养不出虾就没工资。周围十里地没有人，白毛风整天整夜地刮。冬天刮大风，小屋里断电，女孩买了四个收音机，把门顶上，披着被子，心惊胆战地挨过一个个夜晚。“后来这个女生失踪了，我们同学聚会就少她，有人说去了东莞打工，有人说当了卖淫小姐，有人说死了……”

　　肉联厂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搅碎了无数年轻人的梦。

　　对于这些挣扎在生存边沿的人来说，就像当年的知青返城参加高考，考研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2002年，房伟孤身赴济南考研。同学30多人，只有他一人以专科身份参考。最终他被录取了，师承著名学者吴义勤。

　　“更多的人没有改变命运，继续在肉联厂里挥霍青春。”《英雄时代》中老崔的原型是房伟的朋友，戴个大眼镜，老实木讷，在冷库工作，被一块百十斤重的大冻肉墩子砸坏了手指骨。一直想考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天天拿着书看。怕领导看见，书皮是《肉食深加工理论与实践》，里面包着的却是关于考古的书……最终他还是没有考上。

　　肉联厂的青春记忆以文字的形式浓缩在了小说《英雄时代》里。但相对于现实的残酷，小说增添了更多的浪漫色彩，房伟称那些东西“一方面觉得太刺激，一方面还想表现一种勇气，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我的精神依然在飞扬，灵魂依然在抗争”。

　　除了当顺民，除了当异见者，还有另一种活法

　　“作为一名学者，房伟的学术之路由对王小波的解读启程。在若干次对谈中，他回忆起十余年前大学毕业、在书店昏暗灯光下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白银时代》时，那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房伟，山师博士宋嵩这样评价。

　　1997年4月，王小波去世;7月，房伟大学毕业，发现了王小波的《白银时代》。

　　苦闷的生活使他和王小波走到了一起。单是《黄金时代》，他就读了几十遍。“作为前辈，王小波已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要保持精神上的尊严，虽然环境恶劣，但一定不要被现实压垮。他的写作方法对我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竟然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这样去活去做。让我明白了除了当顺民，除了当异见者，还有另一种活法。”

　　由工人到学者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房伟很自然地将王小波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读研究生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王小波的，后来他围绕王小波发了几十篇论文。2010年，他将自己的硕士论文扩充，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王小波的专著《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目前，他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王小波传》，“也将是国内首部王小波的个人传记”。

　　多年来，阐释王小波成为房伟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王小波致敬则使他在精神上真正和前辈走到了一起。《英雄时代》腰封上的“王二之后最王二的作品”几个大字，显示出了他作为70后作家的自信。

　　作为70后代表学者、作家，如何去言说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房伟说：“宏大叙事的东西，60后、50后人已经说得很好了，比如贾平凹，对文革的阐释让人很难超越。我们的生活呢又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精神，昆德拉讲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永远是胜利者的意志，与历史所对立，要表现出文学与人性的力量，把这个表现出来了，反映什么生活都是有力量的。”

　　“为什么我们非要把现实写得极其黑暗，能不能写出一种精神的反抗?把苦的、琐碎的生活写得兴高采烈，用笑面对苦难。”《英雄时代》中的刘建民爱幻想，房伟也这样，有时干完活就蹲在那儿想，想象自己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堡垒，“是对自己的解脱，对现实生活精神上的拯救，正如王小波所言：‘拥有此生此世不够，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