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

　　本刊专访——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25日闭幕隆山东籍作家莫言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行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这样的时代呼足球即时比分唤伟大的文艺作品，但至今还没有出现”。此前，他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也曾表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

　　2011年对于莫言是丰收的一年——8月隆莫言的力作《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个人生“起跳线”只是“上过小学五年级”的“山东农民”，“到现在普通话都有地瓜味。”在谈及自己职业生涯的发轫缘由时，他还是农民一样朴素——“只要写出一本书，一辈子都可以天天吃饺子。”

　　“写小说就是把故乡的东西胡编乱造”

　　三十多年前，当莫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对那块土地却充满了仇恨。莫言说：“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一切都看厌了：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枯的河流……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

　　1976年，莫言参军入伍，终于实现了他摆脱故乡的愿望。为了不再回到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偏僻村庄，莫言开始埋头进行小说创作，但是身处军队这一特殊集体之中的莫言时常会有灵感枯竭的担忧。

　　“故乡的回忆一直宿命般地萦绕着我，”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当时我没有明确意识到我的小说必须从对故乡的回忆里不断地吸取营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回避性用品故乡的态度，我写海浪、写山峦、写兵营，但实际上，我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走回故乡。1984年，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

　　在老家隆莫言有一个莫逆之交，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张世家。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隆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隆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隆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隆懒得要命隆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隆能说能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

　　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隆都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一次隆莫言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隆张世家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隆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猛然撞响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灵感之钟。

　　莫言回忆道：“我必须承认隆1983年春节期间隆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隆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隆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莫言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隆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红高粱》开篇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隆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莫言说隆“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隆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的农民。当我小说发表后隆我父亲很不高兴隆说我污蔑他。我就说隆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隆你不是说咱家那个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后隆明白了隆并且一言就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隆”

　　“这二十年来我始终在跟马尔克斯搏斗”

　　“多年以后隆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隆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名著《百年孤独》的开头。

　　“这种预设式叙述在过去是没有的。在中国人的经验里隆在我这样作家的乡村经验记忆里隆类似于《百年孤独》里很多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隆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我最早听说这本书是1984年底隆读这本书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紧接着是遗憾：自己为什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呢?”

　　莫言坦言，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下子就激活了他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读了几页之后，就知道原来童年记忆里面有许多都可以拿出来写，像我们山东那个地方有蒲松龄这样伟大的作家，讲妖魔鬼怪，恐怕这个资源非常丰富，一点不比拉美文化差。”莫言承认，“我从马尔克斯文学里面得到很多的滋养，他是我没见面的老师、大师。”

　　《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说隆莫言“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隆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隆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隆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

　　从《百年孤独》中汲取文学养料之后，“1987年隆我写了一篇文章《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隆我意识到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隆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隆发自自双色球己内心的东西隆跟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隆然后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方向努力。这20年来我始终在跟马尔克斯搏斗隆我要离开那本书”。

　　即便是“简单的戏法”，马尔克斯也足以让像莫言这样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着迷。莫言说：“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了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我们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剩不下，因此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每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的绕开这两个人，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但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这个时候我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躲他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都没写进去，我把脑子里面积累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用了东方的情节。”

　　到《蛙》的时候，莫言干脆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我搏斗了20年，终于可以离开它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最能在表面激起浪花的肯定不是大鱼”

　　莫言的名字终于刻在了“茅奖”的历史上，这位曾凭借《檀香刑》入围“茅奖”却又失之交臂的人，这位得奖后能让人们说出“是莫言需要‘茅奖’，还是‘茅奖’需要莫言”的人，用锋利的笔，书写下对生命和世界与众不同的洞察。

　　《齐鲁周刊》：您在“茅奖”之后说希望大家十分钟后就能忘掉得奖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莫言：这也是借用了韩少功先生的一句话，他获得了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时就这样说的。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茅奖”的轻视，反而是一种重视，因为得奖之后就会有各种好评和赞誉，要是没有定力，就容易头脑发昏，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就想快点忘记这件事，让自己轻装上阵，得奖只代表过去，并不代表将来。也并不代表你的作品比别人的好。得了奖的作品也要继续接受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齐鲁周刊》：有人说《蛙》并不是你的代表作，《檀香刑》或《丰乳肥臀》更应该获“茅奖”。

　　莫言：我支持他们的判断，但不完全同意。我认为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比如《丰乳肥臀》的丰茂和繁复，《檀香刑》的凌厉和深情，《蛙》的人物独特和人物丰满，它们各有特点。

　　《蛙》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开始向内看，开始自我批判，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这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的第一个事件。我之前的作品都在批判他人、批判社会，只是偶尔触及自己。

　　《齐鲁周刊》：现在的创作状态和以前有何不同?

　　莫言：当年确实是有一股狂气，敢于无视、蔑视读者，我不管读者愿不愿意看，也不管批评家怎么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现在写的时候瞻前顾后，会想这样写是不是句子不通顺、不优美、不典雅，这个细节是不是过分刺激、有点丑陋，没有年轻时那么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再也写不出像《丰乳肥臀》、《红高粱》那个时期那样的作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现在还很难说。坏的方面就是写作的勇气少了，没有写作的创新精神了;好的方面肯定会写得更加规范，毛病更少。但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毛病，很可能就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是有毛病的，并且毛病很多。这没有办法，只能顺其自然了。

　　这与年龄也都是有关系的，年龄大了，社会经历、情感经历越来越丰富，见的人越来越多，对他人的理解也就更为宽容了。过去写作可能激烈的东西多一些，但现在表面看都是平静的。

　　《齐鲁周刊》：许多评论认为当下的作家创作心态过于浮躁，您反而认为是沉下来了?

　　莫言：最能在表面激起浪花的肯定不是大鱼，而是那些适合在表层浮游的鱼。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作家们就像池塘里各个层面的各种鱼类，有的在水面翻花，也有的沉在池塘底层贴着地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文坛最近10年来，反而是沉下来了。有的人在悄悄地写作，而认为文坛是“浮躁”的这样的判断其实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作家的某种行为，就来判断整体都是浮躁的。

　　《齐鲁周刊》：您用池塘来比喻当下的文坛，那么您觉得您是处于哪个水域哪个深度的“鱼”?

　　莫言：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但我不是大鱼，只是那种喜欢贴着底层生活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