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风情与忧伤——读王小晖

　　王小晖是画家，也是我的挚友，家里自然少不了她的画。墙上挂的仕女，楼角上竖的门神，字台上摆的陶瓷都出自她的手笔。更多的是她的画册，每有新作出版她都会送我，我家里便散发着小晖的气息。

　　春日的下午，暖暖的小风从窗外吹进来，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是我植在窗下的丁香开了。把头探出窗外，对着窗下拥挤的绿色深深吸上一口，慢慢咽下去，对自己说一声：幸福啊，幸福!

　　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一杯清茶，半本闲书，懒在沙发上，空出一角心境，天下就是你的了。

　　在我的起居室里挂着小晖的小品，画面上是两个豆蔻少女，沉鱼落雁，花枝含羞，玉箫横吹，轻云曼舞……如此的精美挂在这里两年多了，我却没有细细品味。

　　心境一旦被俗务充满，身边的美好也被疏忽了。

　　我和小晖同乡，相知多年。但真正认识是四年前一个冬天，在一帮画家朋友的聚会上，她穿一件复古款的风衣，扎一条CUCCI丝巾，潇洒干练，蕴涵内敛，平实大气。一见面，我们就喜欢上了对方。

　　喜欢一个人自然喜欢她的画。

　　小晖的画线条柔美，用笔随意，意境悠远，洒脱浪漫。尤其她的人物画，更是确立了一派独特画风。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女性，无论是仕女还是村姑，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普通劳动妇女，大多灵秀婉约，双色球预测风情万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曲《春天的故事》吹绿了大地，激发了一个民族的创业激情。王小晖刚刚大学毕业，就创作出《开市大吉》、《选嫁妆》(两幅作品均被人民日报选载)等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她的《艳阳天》，更是一幅浓郁的民俗风情：宽阔的场院上，三个切晒红果的大嫂，胖嘟嘟的大脸和丰腴的腰身肥臀夸张着温饱后的剩余，窃窃私语里不知又是谁家的蜚短流长。

　　更有趣儿的是她的《驼铃》，三只驮着大黄梨的小毛驴，四蹄轻扬，铃声阵阵，与一对嬉戏的姑嫂相映成趣，去赶集?还是回娘家?好一曲美妙的乡村童谣!品着这幅画，我看到了一个小毛驴一样驮着青春撒欢的王小晖。

　　进入九十年代，王小晖的创作渐入佳境，其作品也融入了更多的个性思考。尤其是她的红军题材的名作《霜晨》(获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在这之前，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还从未见过如此潇洒，如此知性美丽的女红军。她们颠覆了我对战争、对红军的惯性认知和想象：寒风中肆意舞蹈的发丝，宽大的军服飘洒双色球预测着时装的韵味儿，破碎的眼镜透着诗意的咏叹和遐想……美丽的女战士啊，你们从哪里走来?你们向哪里走去?这巨大的人类命题在你们的解读中有了别样的风情和浪漫。

　　恰恰是有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憧憬，革命，才有了合乎逻辑的冲动和坚持。

　　记得三十年前，我读过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第四十一个》，写的是前苏联卫国战争中，一个红军女战士已经消灭了四十个德国鬼子，在一个孤岛上，她遭遇了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于是，他们奇迹般的相爱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之恋。但最后，这个女战士还是让她的爱人敌人躺在了枪口下，成为她消灭的第四十一个。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其实，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杂糅，复杂得说不清楚。即使所谓的敌我关系，也仅是局限在战争的背景下。而人类又有一些本质的、相通的东西在世世代代的繁衍——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爱情。

　　恰如一部《辛德勒名单》，不仅让世界人民读到了法西斯的残酷，也读到了战争中人性深处的温暖。它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民族，跨越了仇恨——这正是艺术的魅力和强大。

　　在人类的文化语境中，美是最容易消失的。正如荣格所说，美，其实就是一种消失。而艺术家的使命和特质不是传达丑恶，而是演绎美好。

　　王小晖的《霜晨》恰是这一意境下的创作和思考。有了这样的思考，才有了《霜晨》在同类题材上的突破。

　　小晖和我是同龄人。军人曾是我们那个时代崇拜的偶像。当年，小晖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人，至今，她还收藏着红军各个时期的军帽。

　　王小晖出生于济南，成长在德州。德州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贫穷还是贫穷，除了荒凉还是荒凉。当我读她的《远海》，看着花丛中一群美轮美奂的姑娘充满期待的遥望、期待，就想象着王小晖是怎样从故乡出发，从一个懵懂少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远海是什么呢?

　　她说，有一次，她去惠安采风，看到的惠安女和传说中的惠安女及艺术表达中的惠安女竟是如此不同。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打渔，拉纤，终日在大海上劳作，隐忍写在脸上，劳苦刻在脚下，美丽飘在双色球预测风中——现实生活中的惠安女就是这样。同去采风的画家们都画出了这样的现实场景，而王小晖画的是亦梦亦幻的惠安女。《远海》表达的不是昨天，不是现在，大概也不是未来——她超越了现实景像，表达了一种心灵的遥想。

　　——这就是王小晖的心境。如同她的《选嫁妆》，她的《艳阳天》，她的《驼铃》，她的《霜晨》……

　　读她的画，就读出了她精神世界的“空”。“空”的意象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也是艺术家生命格局的艺术呈现。

　　一个社会文明化程度越高，“空”的部分就越大。“空”，既可触摸又可感受，缺少了“空”的意像，就缺少了时代语境下的风情和浪漫。

　　在小晖的画室里，我读她的《匆匆》，读出了她对社会现状的焦虑和思考，读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与社会语境的对应点。

　　她说，几年前，她在北京讲学，当她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满眼都是拥挤的人群，匆忙的脚步，人们干什么去呢?她在一张张焦虑的脸上读到了一个社会的表情。于双色球预测是，灵感来了。她画了三个知识女性在赶路，两个熟年状态的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个青年状态的正处于惶惑之中——怎么走?往哪走?这就是被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匆匆》。

　　在八届全国美展中，一个叫罗凡的美国雕塑家被这幅画所吸引，一定要寻找作者，几经周折找到了王小晖，在表达了对这幅画的喜爱之后，他请求王小晖再画一幅画，把他和他喜爱的一对中国雕塑家夫妇画在同一幅画面上，于是，就有了《共剪西窗》的出笼(该画获“中国画300家”铜奖)。

　　一幅《匆匆》，为何引发了如此共鸣?竟具有了世界艺术的语境和价值?

　　因为，不仅中国，不仅亚洲，人类同处于一个巨大的经济链条中，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全世界的女性们似乎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传统。不仅商女，不仅女星，不仅政要，大多女性都裹在了匆匆人流中，既情愿又无奈，既清醒又恍惚，似乎整个世界缺少了定力。

　　尽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终结处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我和小晖在她的画室里聊天，从卢浮宫的感叹聊到当下的艺术生态，从潘玉良聊到广西的十元性工作者，从高铁撞车事件聊到慢生活。她说，前不久，她的一个学生创作了一幅画，画面的背景一片黑暗，一个少年在钢丝上战战兢兢地行走。

　　这幅画让她感到震惊，她看到了一代年轻人在巨大生存中的压力和惶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确是出现了问题。

　　经济快餐和文化快餐养育不了文明社会。当年的宋氏姐妹怎样耀眼了一个民族，林徽因、冰心、杨绛们又怎样成为一个强大的阵容，绽放出东方文化独特的灿烂。她们，已成为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当社会的心灵粗糙了，就会放大丑陋，遗失美好。因此，品读王小晖的画作就像品读一部当代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

　　读她，亦是读自己，读社会，也读出了一个时代的忧伤。

　　(作者系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