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召回：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家路(2)

“打腾冲，我这辈子忘不了。”

 

在进攻滇西咽喉腾冲的战斗中，刘召回的部队遇到了伏击。在一棵参天大树上，一群日本兵藏身其中，等着底下的中国远征军走过来，出其不意地开枪扫射。这几个日本兵，让中国远征军付出了上百个鲜活的生命。

 

“地上到处是尸体，有我们战友的，有日本人的，很多个像炸开了的西瓜，红色的血水遍地流。我们踩着这些个‘西瓜’冲进了腾冲城。”

 

在城内的战斗，同样惨烈，正是在这一场战斗中的意外负伤，刘召回离开了战场。

 

“我们重机枪连有6挺马克西姆重机枪。当时，我们已经冲进了城门，却遇到了日军的突然袭击。狡猾的日本兵剪断了我们的电话线，让我们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支援，很多人都死了。一颗炸弹落在了我旁边，翻起的土石把我埋了进去，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后来，卫生兵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刘召回，把他的命抢救了回来。从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强渡怒江至9月14日攻克腾冲城，历时127天，所历大小战役达40余次，毙敌6000余名，我远征军亦伤亡17000多名，最终收复了腾冲，使腾冲成为滇西最早光复的县城。

 

1945年1月，滇西成为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收复的第一块国土，中印公路随之开通。在历时1年5个月的第二次远征作战中，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48000多人。战后，日本军队承认在亚洲战场曾惨遭３次“玉碎战”（被全歼），这就是缅北密支那与滇西腾冲、松山战役。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抗日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刘召回在腾冲休养期间，等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刘召回所在的170人的机枪连，只剩下了60多名战士。

 

“抗日终于结束了，我们村出来的弟兄四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冯冬娃儿、肖四娃儿、肖谷娃儿都死在了抗日的路上。”

 

在村口，刘召回与儿时的伙伴再次相逢，几位老人聊起的却是那些逝去的生命。

 

流落于历史之外的姓名

 

在腾冲养伤的刘召回，从战友们那里听说，美国人的飞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然后日本人投降。

 

这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但刘召回在硝烟中目睹了太多鲜血淋淋的残忍画面，在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日本投降，他也不想再打仗了。刘召回本想回家乡，但是发现身上没有路费。后来，又听说部队可能会去打内战，或者去台湾，刘召回、机枪连连长杨开源，还有连里其他几个不愿意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士兵，悄悄脱去了“中央军”的衣服，干脆留在了腾冲。

 

从部队中脱离出来后，刘召回曾经用过三个化名。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最后被记者问急了，老人家说，“我自己喜欢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想要重新开始安稳的生活，士兵的身份本就是一个掣肘。于是，刘召回在云南腾冲的乡下，过起了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1946年，他与当地的赵家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

 

然而，即使脱掉了那身军装，刘召回的生活仍然没有逃离战争留下的创伤。在腾冲，刘召回发现自己除了会开重机枪，有一股子蛮劲，竟然再无一技之长。帮别人砍柴、割谷子或者干点力气活、打打零工成了刘家的谋生方式。更不幸的是，与他相濡以沫的赵家姑娘因病去世，只留下尚在襁褓的大女儿与他相伴。

 

腾冲、保山、畹町，刘召回带着女儿在滇缅边境上居无定所地辛苦生活。后来，他又与一位陈姓女子结了婚，育有4子。大约在那几年，刘召回给四川的家里写了离家后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信中，刘召回想问问，女儿这一辈的名字该怎么取。在那之后，刘召回的弟弟刘召容曾经给哥哥写过很多书信，但都被邮局以查无此人的理由退了回来。刘召容和媳妇周维芳不知道，当年为了赚足路费回家，刘召回带着妻女，随着往来于中缅边境的马帮，去了缅甸。最后，一家人在腊戌的城郊，租了一间草棚，算是定居下来。

 

目前，刘召回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诉记者，小儿媳妇对自己并不好，还是在广东打工的三儿媳妇对他最好，会经常给他寄些钱。

 

在腊戌城郊的一条小街上，刘召回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然后赶到早市摆地摊。他从附近批发一些拖鞋，然后带到市场上去卖，1500缅币一双；卖鞋子的生意时好时坏，每个月大概只有几万缅币的微薄收入（1000缅币约等于6.3元人民币）。

 

这次回国，他本来穿着一双自己摊子上卖的那种凉拖鞋，外孙何观源看了觉得漏着脚丫子回家不体面，在中缅边境的商店，外孙花十几块人民币又给刘召回买了双时髦的板鞋。

 

即使是刘召回的子女，何观源也仅仅知道外公一直都想要回家乡四川，但并不知道老人在60多年前，曾经当过兵、打过日本人。何观源，28岁，目前在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同时兼职做中文家庭教师。

 

直到今年年初，何观源才知道外公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士兵。他说，“现在缅甸的学校，对于二战中，中国军队和盟军在缅甸抗击日本侵略者那段，讲述得非常少。我们年轻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了。”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

 

在成都双流机场，一下飞机，刘召回就拉着记者的手说：“回家咯，这是我多少年都不敢做的梦啊”。

 

外孙何观源甚至和刘召回开起了玩笑，“外公，你快掐掐自己，这可不是做梦啊！”当他坐着贵宾专车，经过最近几年刚刚修好的成南高速公路，过遂宁，至岳池，他的梦想终于成真。

 

一直以来，刘召回的尴尬身份和窘困的生活状况，是他回家路上的两座大山。由于当年来到缅甸的时候，没有拿到官方的手续，刘召回手里只有一张外侨证。他既不是中国公民，也没有入缅甸国籍。他没有钱给缅甸的官员办理入籍手续，只能尴尬地留在缅甸，定期花点小钱，让缅甸的官员给他的外侨证件上敲几个章。刘召回从不敢奢望有钱办通行证、买车票、订旅店回到远方的家乡。每月，他只有相当于两百多元人民币收入，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他只能默默地关注着所有关于滇西抗战老兵的消息，尝试着联系那些与中国有来往的地方侨领。

 

在车上，刘召回用手比画着告诉记者，他家里有台收音机，里面说中文，他知道中国的变化，他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

 

年初，经《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王晓的努力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刘召回终于圆了心愿，回国探亲。

 

六月晌午的日头很毒。住在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村口的周维芬（刘召回的三弟刘召容之妻），仍是站在路边，望着成都的方向。因为她知道，老伴儿刘召容去世前叮嘱她一定要找到的大哥，在离家67年之后，今天要回来了。

 

刘召回一共是五兄妹，两个姐姐、三兄弟。三兄弟中，刘召回是老大，老二名叫刘召辉，老三名叫刘召容，也就是周维芬的丈夫，而刘召容比刘召回小22岁，当年刘召回去当兵之后，刘召容才出生，因为与大哥刘召回一样是在冬月出生，小名也是“冬娃儿”。刘召回的大姐在解放前便已去世，二姐在上世纪60年代去世，二弟刘召辉也去世近20年。

 

2001年2月，刘召容患癌症离世。临走前，他拉着周维芬的手说：“一定要找到哥哥，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在村里众多亲人中，如今只剩下周维芬和87岁的二姐夫戴明金了。

 

60年前，大冬娃儿参军打仗走了，刘家又生了个小冬娃儿；67年过后，大冬娃儿打完仗回家了，小冬娃儿却已经去世多年。

 

看到刘冬娃儿回了家，二姐夫戴明金一把把他拽到了一旁，扒开刘召回的头发，兴奋地喊着，“是大冬娃儿，是大冬娃儿，不是骗人的，我记得他头上有块疤，是和我们摸鱼时跌破的。”几个男娃儿，67年之后终于又聚在了一起，却发现再也聊不到一起去。67年的分离，让冬娃儿的记忆与其他人的有些疏离；戴二娃儿还记得刘冬娃儿头上的疤，可是那年夏天十几个一起摸鱼的少年，如今，只剩下90岁的王国岩、87岁的戴明金和86岁的刘召回。

 

这时，刘冬娃儿擦起了眼泪，这是记者一路从云南跟到老人的四川老家，看到老人第一次流下了热泪。记者们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哭，那应该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开饭了，家里亲戚、村里老友围坐在一起。虽然一桌子的四川特色菜，但是刘召回吃得很少，肠胃早就在高黎贡山上被折腾坏了，过瘾的辣子吃不了了；馋死了家乡的回锅肉，但是他的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舍不得镶假牙的刘召回只好用手帮忙撕扯一点，尝尝味道。

 

刘家曾经的草棚屋子，早已经被拆。当晚，刘召回祖孙二人只能暂住在周维芬的家中。月儿已经高高的挂在夜空，祖孙二人却还没有休息。村里的乡亲都聚在了她家，人们聊东扯西，仿佛要在这一天当中把过去一辈子的话都掏干净。

 

6月3日，刘召回刚吃过弟媳准备的早饭，又逗逗家里的小花猫，开始了在乡村小路上的散步。走过了一片稻田，他指着远处，对《外滩画报》记者说，“那里是小时候我和戴二娃儿一起摸鱼的小河，可是现在我找不到它了，他们说那里现在是座水库。”

 

走在一人宽的田埂上，刘召回拒绝了想要扶着他的手，“不用牵，我自己走”。穿过田地，在一座小山坡上，刘召回找到了自己儿时的家。当年的茅草屋也和村口的小路一样，变成了老人不熟悉的水泥砖瓦。

 

家乡的变化，几乎让刘召回认不出，但他坚持认为这里才是自己的家。拿着通行证，刘召回有些激动，“14天，才给我14天，这哪里够么。昨天我三儿媳妇，打电话给我了，说给我钱帮我办证件，办好了就可以永远留在这，不回缅甸受气了。”

 

如今，在缅甸，密支那100多名老兵中只剩5人，腊戌20多名老兵中只剩2人，克里谬20多名老兵中只剩1人。这些老人都已经风烛残年。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来探望这些老兵，也很少有老兵能踏上回家的路，甚至他们的亲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历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