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带着温情，“复盘”百年人与事

　　复盘历史，厘清晚近中国历史关节点纷乱的头绪，还原民国以来文化史上诸多公案真相。

　　记者：看范老师的著作，我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敢遣春温上笔端”，您笔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读来总能察觉到执笔者的隐秘的温情。钱穆先生曾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您是如何理解这“敬意与温情”的?

　　范泓：我个人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态度，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存信，也就是说，尽可能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惟有真实，才可能接近事物本来的面目;二是立场，必须是中立的，任何带有意识形态的审视方式，都无助于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实际上，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当你越是深入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复杂和吊诡。如汪精卫是汉奸，早已成定论，不必多说，但汪氏本人的真实心态，未必就是想做国家的千古罪人。当时战争打成那个样子，其惨烈程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最初英美等国的态度也是袖手旁观，因此，与日本人“谈和”并非仅仅汪氏少数人的想法，国民政府在抗战同时，暗中也有几条渠道与日本人进行某些接触。

　　如果说，对历史怀有敬意，那就是尊重客观史实，对历史抱有温情，就是不带任何成见，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对钱穆先生这句话的理解。

　　记者：您原来不是专职历史研究，是什么使您成为一名入情的历史研究者?

　　范泓：我之所以选择民国历史和人物的研究，在于它的共性或相似性。我是从研究雷震这个人物开始的，当时“雷震案”刚刚在台湾获得平反，我对这位影响台湾社会民主进程的历史人物产生了极大兴趣。

　　近三个月时间，我完成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部书稿。此书是海峡两岸第一本有关雷震的传记，入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历史传记提名。这时我的视点已完全转入对民国历史和人物的研究中。

　　记者：您自己，在对雷震、殷海光的生平及境遇的揣摩勾画中，得到的感受与启发是?

　　范泓：雷震对于台湾社会政治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他主办《自由中国》半月刊，整整十年时间，影响了几代人，胡适当年就说过，台湾人应当为雷震先生造个铜像。雷震本是体制内高官，长期以来一直是拥蒋的，《自由中国》创刊初期，也得到官方支持和资助。可问题在于，在当时威权体制下，雷震的民主“宪政”意识最终要与执政当局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是不得已走上了与体制抗争的不归之路，导致十年牢狱之灾。殷海光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被当时左翼青年视为保守的“右翼学生”。他在大学做教授时，身兼《自由中国》编委、政论主笔，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威权政治，成为不畏逆横、反专制最坚定的人物之一。

　　这些人在政治理念上的转变，反映出当时台湾社会对威权体制的不满，也代表了体制内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雷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雷震、殷海光等人的意义在于对民主“宪政”的追寻与坚守，尽管个人处境是不幸的，但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这话是雷震本人说的。

　　记者：《隔代的声音》让人们看到，我们近代史上，曾有那么一群人，无论失败与否，却是执著地在以自己的理性加入到公共生活中?

　　范泓：知识分子论政或参政，从当时的经验看，既有成事之功，亦有败事之鉴，说到底，仍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两难问题，这是高华教授生前对我说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从政学人最终成为意识形态的辩护者(如陈布雷、陶希圣、阮毅成等)，或成为政府的尾巴，甚至办砸了许多事情，比如地质学家出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出任财政部长，发行金圆券，引来全国风潮，导致政府人心尽失，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例子;而相比之下，像胡适、傅斯年那样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做国家的诤友，更能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作用。

　　记者：在思想言论史上，一个人名声大振时，不一定是这个人最成熟的思想在散发魅力。在政治舞台上，一个人光彩夺目时，也不一定是这个人最成熟的政治理性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不相符合，有时造就一个社会悲剧，有时造就一个个人悲剧。您更同情哪一种悲剧?

　　范泓：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个人悲剧，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我看来，百年中国历史，就是归结到路径的选择上，即用何种理念和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转型。

　　近代人类有三个重要观念：一是民主政治，二是自由平等，三是经济发展，凡有助于这三个观念开展的相关现象或意识形态，都可称作“现代性”。清末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前者要和平立宪，后者要武力革命，清廷的选择呢，就是预备立宪。从清廷九年预备案来看，未必言之无物，咨议局与资政院的设立，都是类似议会的机构，我个人认为清政府并非毫无诚意，尽管出于形势所迫，他们也是要“自救”的。但事实却是，革命最终压倒了立宪，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没有想到，其后的政争更烈。

　　在宏大的叙事之下，革命往往是激动人心的，但革命的破坏性不言而喻，它摧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价值观，还包括我们的人性、日常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反思历史特别重要。

　　记者：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原本是人类精神提升、变得越来越有尊严、越来越高尚和美的通道，所以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阿伦特则终其一生持这样的观念：政治本身就是造就美德和自由的秩序，其条件是，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充分尊重人的多元性，充分让人在公共生活里发挥自创性和自发性。您对政治的理解是怎样的?

　　范泓：我认同阿伦特的观念，但阐述政治与实际政治还是有所区别的，实际政治不仅要造就美好的自由秩序，还要有一种宽容与妥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