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齐鲁商业符号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一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是黄光裕式的资本积累困境,还是张家岭式的资本整合困境,民营企业家的种种境遇似乎都能从近代以来的山东找到根源。
近代山东,传统儒家文化与机器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更值得后世人去揣摩。而山东的商业符号究竟在哪儿?
是先前的周村,还是后来的济南、青岛、烟台?是苗海南,还是张东木、孟洛川?是瑞蚨祥的童叟无欺,还是东元盛的资本积累、张裕的百年干红?是“商而优则仕”,还是筚路蓝缕、家国情结?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三个家族书写近代山东商业历史
19世纪90年代,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分别作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他们做出选择的前后,1893年和1896年,章丘旧军孟洛川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1898年,桓台人张启垣在周村创办东元盛染坊;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桓台苗世厚、苗世远兄弟在济南泺口开设恭聚和粮栈。
像张謇的“南通模式”之于中国一样,孟、张、苗三个家族正在悄悄书写近代山东的商业历史。
瑞蚨祥掌门孟洛川在北方展开连锁攻势,他的连锁经营思想在后来催生了世界第一零售连锁沃尔玛。1933年,张启垣的东元盛在北园边家庄建设备齐全的机器染厂。同一年,济南第一家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私营纺织企业——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苗海南出任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自己发电,自己制造机械,苗海南创造了奇迹。
苗海南们的奋斗史几乎都点缀在一个背景里面:旱码头周村逐渐衰落,商业中心地位让位于1904年开埠的济南。新的大幕徐徐拉开,旧的舞台逐渐失去光彩。
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说:“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
筚路蓝缕,从无到有,脱胎于儒家文化滋润的新一代鲁商,在传统礼教与西方先进技术之间,于夹缝中发掘出一条自新之路,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楷模。
他们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张謇有名言曰:“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青州人宋斐卿在天津推出了“抵羊”牌(寓意“抵抗洋货”)毛线,在“国货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抵羊”牌在市场上打跨了老牌子的洋毛线,成为国货的代表。潍县人腾虎忱在当工人时,听到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被他“实业救国”思想打动,后来创立山东第一家柴油机厂,最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族柴油机生产企业,冯玉祥在参观了他的企业后说:“全国如果有两百人能像你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命运就有很大希望。”
历史需要重读,民族企业家的奋斗史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所有主题。
这是一段无法轻松的家国叙事。在那个不断跌荡的岁月里,他们一方面在寻找、恢复着曾经大一统的国家荣耀,另一方面,他们在那个政治动荡的时空里,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时势造英雄,而假若时势改变,英雄又将去往何处?
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的沉重的背负中,他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他们一生都在追求现代化于中国实现的可能,他们在不自觉地重建中国的商业传统,而他们也自始至终的与自己的商业角色保持着若有若无的隔离。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评论“五四”时期的企业家时说:“他们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慷慨激昂。”
是发祥地,但不是“集结号”
与荣毅仁们不同,似乎鲁商们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政治的不离不弃。1923年青州大商人宋传典竞选山东第三届议长成功,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商人出身的议长。创立北京五星啤酒的莱州人张廷阁当上了哈尔滨的代市长,成了一方诸侯。
即使是没有一官半职的孟洛川,也曾是袁世凯的座上常客。
“商而优则仕”成为鲁商们重新确立自己商业版图的捷径,在这种变异的商业形态下,传统鲁商们更加致力于确认自己在传统伦理社会里的坐标,于是他们进入了政治层面,而政治力量也开始侵蚀他们的商业空间。
这或许是个无可奈何的例证:即使在军阀当道的1923年,济南一跃成为中国六大面粉生产基地。孟、张、苗三个家族的产业也是在清末民初的权力真空里面得到长足发展,这似乎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宣告了企业家们的生存韧性。而在民国政府形式上大一统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权力真空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补,民族企业却逐渐走向黄昏。
他们那种焦虑、家国情结、超速成长、不安全感、官本位,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近百年前的商业宿命是否在今天也有着同样的轮回?
他们是起点,但不是终点;是发祥地,但不是集结号。
新一代企业家们依然需要跋涉,商业文明的重建依然是新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只是,他们应该从当年的宿命中找到一种旧的传统,新的轨迹以及未来商业文明的种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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