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中国式“隐性罢工”

　　在西方国家，工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往往通过罢工的形式激烈而又张狂的表现出来，走上街头示威，旗帜鲜明的将自己的标语和口号扑进各大媒体的镜头里；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人一贯圆润的处事方式，劳资双方的博弈不像西方那样直观和激进，人们更多的依靠润物细无声的行为来暗示企业，将自己的要求委婉的表达出来。

　　“用工荒”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国人处理劳资关系一贯方式的改变，他们开始对自己不满意的企业说“不”，但又因为受到原有社会环境的羁绊，不能像西方那样大张旗鼓，所以只能用“让用工荒”这种方式倔强的表达出自身利益诉求，无意中促成了中国式的“隐性罢工”。　

用工荒：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在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０９年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中，中国工人当选该年度人物亚军，而且还是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时代》在评价时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勤劳、坚韧，这是《时代》眼中中国工人的性格，同时也正是数亿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重任，更不敢把自己抬高到拯救全球经济的地位，但恰恰是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中国工人通过“中国制造”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的再衰退，但是正如上述内容提到的，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才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成为了“世界工厂”。由于长期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制造”的人工成本，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赢得竞价优势。

　　但是随着“用工荒”的到来，廉价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时代正在结束，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曾几何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还是召之即来、挥之也不去的大量存在着，不到１０００元的月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需要商量就安排加班，不会考虑工作环境的危险抑或化学物质的毒性，如同自来水，需要时打开即可，似乎可以无限供应。而如今，即使提高一倍待遇，允诺规范用工，往往有时候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短短几年间，沧海桑田。

　　“现在不少地方在招油漆工，月薪４０００元左右，但是考虑到油漆有毒性，对身体有害，钱再多也不干。”在济南市２０１１年首场“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一位应聘者表示。

　　据相关媒体报道，２月１１日在济南首场农民工招聘会上，“３４６６个岗位仅不足４０００人现场应聘”，“首场招聘会企业慌了神”，更有“劳务输出大省截留农民工”现象出现，例如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北省正月初六开始，便在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下上演一场抢工大战。这场大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春风行动”，凡是来汉人员都可以在车站、码头、人力资源市场等处领到一张《春风卡》，上面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政府部门意图通过此举，留住那些正奔赴长三角或珠三角的老乡们。

　　这一切都在表明“用工荒”正在用市场的力量改变“廉价劳动力”的现状，部分劳动者甚至拥有了和企业平起平坐博弈的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生存，还有维权意识的觉醒

　　试想一下，有这样一群人，如果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却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这种数十年不变的景况，恰恰和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和尊严的要求迎头相撞，而这是造成“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８０后、９０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１．５亿人里面占到６０％，大约１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年龄１８岁到２５岁，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记者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辈的观念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涌入城市，想要找寻的不仅是一份温饱，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而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能吸引他们背井离乡，待遇虽好但流水线的枯燥也会使他们产生厌烦，“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证明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像上一辈一样安于生存阶段，他们要实现自身价值，要寻求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如果他们看不到希望，就会向流水线说“不”，他们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做一个机器人。

    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中型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对记者抱怨，去年企业招聘的４０个人当中，到了今年只剩下十几个还在岗，剩下大部分在工厂待了不到两三个月就走了，“跳槽对他们而言跟吃饭一样平常”。

    除了薪水，能否学到技术受到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在济南市人力资源市场，德州人小林把找工目标锁定在了４Ｓ店上，“有车就有修车的生意，我不能一辈子都给别人打工，也想学点看家本领回老家创业。”

    新生代的农民工在面对职业问题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把工作的环境和自身尊严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像上一辈人中出现的“开胸验肺”绝对不会为他们所接受。
    “遇到那种工作，我根本就不会去干，直接摔门而去”，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表示。

　　浙江省政协委员傅建伟在面对本省“用工荒”时表示：“企业要反思，你有没有从人文角度去关心、关爱农民工，比如住的问题，吃的问题，包括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问题、培训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待遇差的问题，他们还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隐性罢工”：无形的手推动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整合

　　在西方国家，罢工是劳动者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传统，如法国每年都会举行多次全国性大罢工，正是这些斗争为民众争取到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格局。

　　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老板对他们的尊重恐怕只是个人的修养所致，很难具有普遍性，但当“用工荒”来袭，老板才意识到要想尽办法挽留员工，此时人才会真的变得很宝贵，尽管“用工荒”只是农民工们主观无意识的产物，但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达到了“罢工”的目的，并通过媒体报道，表达了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这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隐性罢工”，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整合。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日图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企业用工要有长远眼光，要认识到劳动力成本提高并不是因为实施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特别是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还很低，尽管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步提高。但应该说这些年在这方面提高得还不够，所以中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乌日图还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发展企业、解决就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目前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太低，收入不高。

　　山东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由省工商联提交的提案中提到：“要引导企业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用工荒的出现，直接推动了一些企业也主动提高了薪酬标准和福利待遇。对此，建议省有关部门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及时出台政策，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考核，引导企业给予员工合理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