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梁启超——“游客”文化的寻根与消逝

　　从春秋时周游列国的教育家孔子到游遍中国十六个省的徐霞客，游记曾经是中国的社论，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在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等时代拐点之后，世界在21世纪见证了一个游客帝国的崛起。然而，今天的中国游客，是取经人还是小丑?

　　从孔子到徐霞客：

　　古人的文化寻找

　　中国最早的旅行家叫做周穆王，他也是中国自驾游爱好者的祖先——他有一辆由八匹骏马拉的“悍马”，性能好到日行三万里，带着他从西安出发，一路走到中亚。后世的一位无名粉丝带着对这位旅行家的仰慕之情，误打误撞制作了中国第一本路书：《穆天子传》。

　　春秋时，教育家孔子的旅行最有时代意义。从55岁到68岁，孔子周游列国， “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回国删编《诗》、《书》，改定《春秋》，并且教诲弟子三千。孔子没有实现的，是更进一步的远游理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汉朝时，商人踏上了丝绸之路，而游人队伍里也加入了司马迁这样搞田野调查的史圣。到了宋元，游客中混入了老外马可·波罗，而名气不大的汪大渊也很争气，往东去到菲律宾，往西去到伊拉克，往南去到坦桑尼亚，朱彧则证明了宋朝时广州已经有人在用指南针。

　　到明朝，出百里外必需路引，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思想，让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宅男帝国”，没有功名的庶民是寸步难行。但明朝偏偏除了盛产名太监，还出产知名旅行家——鉴于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最有名的旅行家和太监果然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和。

　　尽管如此，郑和绝对不是明朝唯一成名的旅行家。随便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19岁父亲就去世了，但偏偏又得到了非主流母亲“志在四方，男子事也”的批准，成为了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民间地理学家兼旅行达人，游遍中国十六个省，写出至今依然人气极高的旅游畅销书——《徐霞客游记》。

　　梁启超们的救国之游：

　　游记曾是中国的社论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忙于寻找地理上的空间坐标，西班牙、葡萄牙人洋溢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情;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又开始寻找文化上的时间坐标——他们进入希腊，进入地中海，只为进入想象中的古代文明，进入想象中的东方;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女人也加入了探索世界的旅程，蒸汽机车的窗户让妇女也可以眺望远方;而整个20世纪，暴发户美国人则开始到欧洲寻根，也开始“征服”世界之旅。当然，不能忽略的是，战后好学的日本游客也开始在全世界游走。

　　但对中国游客来说，20世纪却是一个看世界的奇妙开始——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

　　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走了一圈，从此有了谈城市、谈政治、谈社会的《新大陆游记》;同一年，晚清奇女子单士厘跟着丈夫离开日本，踏上她遍及俄、德、法、英、意、比、埃、希的漫长旅途，终于发现了裹脚不是女人的义务，因而写成最早的中国女人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

　　在20世纪，游记曾是中国的社论——上述人士的一个共同点，是游记阐发了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想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发展的镜像。中国的救国游客努力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大片《建党大业》里就提及毛泽东到北京，亦是为了与同伴募款到法国去，寻找救国之道。

　　游客帝国的崛起：

　　取经人还是小丑?

　　《孤独星球》作者托尼·惠勒和莫林·惠勒夫妇有一个说法，认为旅行是一种人类的本性，也是地球生物的本性。中国盛产游客，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出行人口之众多、沿途花费之巨大、文化探索之深入、往来世界之频繁，甚至让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大陆游客纵横四海，让中国堪称“游客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郁闷地说。

　　“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让中国几乎变成一个宅男帝国。但在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等时代拐点之后，世界终于在21世纪见证了一个游客帝国的崛起。对他国而言，中国游客从见识浅薄者、学习者、猎奇者，变成了GDP的增长点，变成了衰败经济的拯救者，变成了外交事件中不得不考虑的筹码，也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人数众多却非本国国籍的社会“新成员”。

　　在20世纪，游记曾经是中国的社论，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今天的中国游客，是取经人还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