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们的“少年中国”
■改变世界的年轻人·百年中国梦①
从梁启超到徐志摩，再到胡适，他们的家国梦想、个人理想，他们标榜的生活方式，都是曾经的“中国梦”的一部分。我们追述他们曾经的足迹，是在追述一种早已失传的传统，追述我们自己。梁启超：善变的文化大师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晚清民国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更有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应该有一部分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
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欣赏的最高礼遇。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乾隆嘉庆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亚洲之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世界之中国’。”
可以说，没有梁启超，就没有“中国”、“中华民族”的概念。没有梁启超，就没有“中国”的第一次“国家”改革和革命及国际上的影响。所以，孙中山、毛泽东都说，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任的、真正的和理想的“总理”。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在践行着自己在《少年中国说》中所阐发的人生信念。“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挥挥洒洒，光明磊落，堪称后世楷模。
徐志摩：爱、自由和美
在民国时期众多风流人物里，徐志摩绝对是最具活力的一个。
他对爱、自由和美的追求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引发年轻人的向往，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人。
徐志摩此人的意义，不在爱情或是与那三位女子的情爱纠葛上，而是他代表一个以自我生命去实践自我信仰或是所谓“五四精神”。对爱恋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他贯彻个人理念的一种呈现。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而徐志摩对这桩无爱的婚姻始终心存疑虑。
他追求新思想追求浪漫，而张幼仪是位传统女性，她外柔内刚，坚忍不拔，她的朴实与柔韧丝丝相扣，却不能被徐志摩领略，徐志摩所梦想的浪漫和才情使他们俩之间缺乏激情。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24岁的徐志摩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一见便惊为天仙下凡，遂成为他的理想美人，开始了热烈的浪漫追求的历程。
虽然最终未能与林徽因成就美好的姻缘，但他与张幼仪的婚姻却走向了尽头。他对张幼仪的态度，正是他对整个礼教的质疑与否定。中国人过了数千年表面和谐稳定其实都是装假扭曲的伦理关系，到了19世纪末已成了个不懂爱情、不通灵性的民族。大家像鲁迅说的庸众一般失去对人与自我意义的反思。
他在与张幼仪提议离婚的书信中说，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让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以得到“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此处之自由，绝非指行动上的自由，而是指生命内在灵性的自由，一种不为制度、名分、礼教而活的真正自由。这才是生命真正曙光。
1925年徐志摩在交际场合遇到陆小曼，在他的印象中，陆小曼是他最中意的理想的美人了。两人互相倾慕，一见钟情。
因陆小曼有夫，徐志摩郑重地考虑过他和陆小曼的关系。他要在爱情上勇往直前，绝不半路收兵。徐志摩直接写信给陆小曼母亲，请求她支持陆小曼和王赓离婚。陆老太太接信大怒，当然不加理睬。陆小曼自己也很为难。
不仅是陆小曼的母亲如此，就连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也是很不支持。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的措辞异常严厉。
在婚礼进行中，他引经据典的大训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
徐志摩自然听得面红耳赤，遂向梁启超求饶。或许，徐志摩的妥协，一生中也仅有这一次吧。
胡适：旧道德的楷模，新思想的师表
如果将现代中国文化进行分段，那么新文化运动绝对是其青春期。近年来中国学界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重新关注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有论者认为，胡适对于现代中国最大的贡献便是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要知道，1917年在北大做教授的胡适只有25岁，这就不难理解他的方法为何在今日仍然焕发着光辉了。
胡适勤奋多思，博学而多才。胡适的同乡，前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1987年著文指出：如果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你向任何一个有知识的年青人提问，你最钦佩的人是谁?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胡适和陈独秀。
年仅25岁的胡适留美回国后，立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当了最年轻的教授。他与一批民族精英，积极投身《新青年》杂志的编纂工作，引导着中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在中国哲学方面，致力于“整理国故，再创文明”，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胡适的最大功劳，在于提倡白话文。1920年三月出版了《尝试集》。这是一次新旧文化较量的产物。因为，它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本集子，是“创造了一种国语文学”。
他又精于考据，在《红楼梦》、《水浒传》、《水经注》等研究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考据热。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说过，胡适是他“‘五四’运动初期崇拜的第一人”。可见当时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这批民族精英们的影响力。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跟斯诺的一场谈话中回顾他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思想历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又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他说：“‘五四’运动期间，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在那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胡适虽不时受到旧思想的挑战和新思想的诱惑，但实际上，骨子里汲取的是中华传统的儒文化。胡适把清代朴学的方法，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当时轰动整个学术界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更令世人惊骇不已的，是他一生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头衔，并留下2000余万字的学术著述，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胡适“集35个荣誉博士于一身”，时间跨度从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7个，文学7个，人文学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1962年2月24日，胡适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时，蒋介石亲自送来了一副晚年：称胡适之先生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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