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儿童救助机制——愤怒的天使

　　“制度性孤儿”——他们都是迷失的天使?

　　他们生命的最后终点，是一个白绿相间的铁皮垃圾箱。2012年11月15日，一个寒冷的雨夜，贵州五名流浪儿童钻进一个垃圾箱，试图熬过那个漫长的夜晚。

　　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孩子们生起了一个火盆，然而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

　　五条幼小的生命就此终结。生前，他们如同城市里漂浮的灰尘，无人在意;死后，沉痛的事实却刺伤了千万国人的心灵。这是孩子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纪念，也是留给我们的一道严肃考题：到底要怎样做，悲剧才不会重演?

　　都市的霓虹灯照不进垃圾箱内，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角落?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为2.78亿，其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就有5800万，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0%。据统计，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0万人。菏泽、临沂、潍坊等劳务输出较多的市，“留守儿童”比例较大，且数量有增加之势。

　　因缺乏家庭监管，他们像荒草一样成长，很多孩子走上了城市流浪的危途。

　　流浪儿童是指年龄在18岁以下，脱离家庭或离开监护人流落社会连续超过24小时，失去基本生存保障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万人次。

　　流浪儿童问题由来已久，他们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多，经济贫困、生存条件恶劣、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少年自身心理特点，以及胁迫未成年人犯罪等都成为他们流浪的起始。

　　根据《中国青年报》在《他们是当下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的报道，流浪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定时炸弹”，将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及犯罪率上升……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成为“毁掉的一代”，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不只是一群缺少父母照看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也息息相关。

　　此次事件，众多舆论的焦点指向了不完善的流浪儿童管理救助机制;有人指出，这暴露了我们民间的社会救助组织不发达。在香港街头也会有流浪儿童、离家出走的少年，但社工组织的存在避免了很多悲剧。

　　但是，家庭监护也不可缺位。在传统的宗法社会，孩子的成长和保障主要靠家庭、家族支撑;现代社会的进步在于，政府和社会负有扶助、保障之责。但公共责任和家庭责任并不矛盾，现代社会建立在历史既有基础上，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单位，对国人的保障效应目前还非常巨大。我们应该逐步增加公共保障，实现责任分担和对接，而不是提倡一样、忽视一样。

　　一部流浪儿童救助史，也是一部社会阶层文化变迁史

　　中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机制，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易经》中“蒙以养正”，《礼记·礼运篇》的“幼有所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礼》中“慈幼”的论述，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社会儿童救助保护最早的理论源泉。

　　管仲“九惠之教”中的“慈幼”、“恤孤”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实施的对流浪儿童、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这与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措施十分相似。它体现出朴素人道主义对儿童的特别体恤和关爱，由此对推动历代流浪儿童救助和保护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到宋代的慈幼局，中国古代较早地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辅以家庭赡养、家族收养及私人捐助施舍的流浪儿童救助模式。

　　而在维新思想的鼓荡下，对流浪儿童的救助由重养轻教趋向教养并重了，新的慈善救济团体不单向流浪儿童提供衣食之类的救济，也致力于兴办义塾，为流浪儿童、贫儿提供必要的教育。传统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在西俗东渐的影响下开始转型，出现了完全近代意义上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

　　宋美龄于1937年曾在《妇女生活》上刊文，倡议救济难童：“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谁不应该去救济他们，救他们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成为有作有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一部分责任呢?”

　　我们不难看出，从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滥觞期向转型期的演进过程，也是一部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变迁的历史。

　　流浪儿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它才日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历代社会都有不同程度地对流浪儿童问题予以关注，实行一些所谓“慈幼之政”。

　　三十年来的家国，无论是已在天堂里的佛山小悦悦和甘肃、徐州等地的校车事件中遇难的孩子，还是正在大啖免费午餐的山村儿童，还是久牵琴房里的都市放牛班孩子，都有充足的理由拷问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成年人，你是否有能力记录这群中国孩子的辛酸命运，你是否在思考关于你我每一个个体命运，关乎这个社会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