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欠的血债：留守在命运影子里的人

 

　　与留守儿童无人监管，遭受身体侵害、面临生命危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内心种下的关于命运的阴影。

　　从童年时期开始，留守儿童精神上的恐惧、安全感最初来源的丧失、对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人际交往中难以沟通融入的困境，容易铤而走险和不计后果的性格……导致留守儿童犯罪和自我伤害事件经常发生。对责任感到恐惧，对失去感到恐惧，对惩罚感到恐惧，对自我和未来的迷惘及自卑……这些命运阴影世代相传，使大部分留守儿童既便成功挣脱出童年，长大成人，依旧获得不了美好人生，依旧留守在命运的影子里。

　　本文由一对泰安新泰籍留守兄弟，分别由清华大学物理系退学、自杀于郑州大学湖边讲起，谈论留守儿童之殇(因涉及亲友故旧，部分相关人员采取化名)。

 

　　一桩“留守幸存者”的死亡事件

　　陈秀莲(化名)一家在泰安肥城过村镇是令人侧目的存在。镇上一条主干道，儿童多在街道上追逐、玩闹，路两侧种植有白杨，过村镇一中和过村镇政府是整个镇上最显眼的高层建筑，民居为中国北方最常见的四合院瓦房建筑，全镇大约五百户以上人口。

　　肥城1996年1月11日撤销过村村设立过村镇与这里的“稍显富裕”不无关系。

　　过村镇被称为“中国建筑安装之乡”，全镇总面积48.4平方公里，耕地2922公顷，辖35个行政村，48个自然村，居住着汉、回两个民族，总人口3.13万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过村镇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前往北京、新疆、贵州等地务工，女人、老人和孩子留守在此，种植小麦、玉米等基本粮食作物。

　　陈秀莲五十八岁，黝黑面孔，身材粗壮，已是满头花白，常年穿一件绛红褂子，腰前围白围裙。每当清晨“卖豆腐了”的声音响起，全镇人便知陈秀莲来了。每天，半夜四点钟起床磨黄豆、点卤汁、做两锅豆腐，傍晚六点左右从镇中心主干道开始绕镇一圈的叫卖生活，在陈秀莲的生命中转了将近三十年。

　　2003年和2004年，是陈秀莲人生中最巅峰的一段时光。2003年，大儿子李超(化名)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这在整个镇、整个肥城都是欢天喜地的新闻，校领导敲锣打鼓的亲自送来录取通知书，县电视台前来采访，镇政府奖励五千元作为儿子李超的入学学费。

　　“麻雀窝里飞出了金凤凰”、“终于可算熬过了头”……

　　整个过村镇的人眼中，陈秀莲一家只剩下享福了。“陈秀莲当时脸脖子都成了嫩豆腐，娇贵起来了，卖豆腐都不愿多走几步，一条大道五百米，到头就不愿挪步了。”同村回忆。

　　也就是那年，陈秀莲特地花五十块在镇大集上买了一件绛红色胸口带喜鹊和花朵刺绣的绒布褂子，只等李超升学宴上穿戴。为了李超的升学宴，陈秀莲一连做了十几锅豆腐，杀了整头猪。

　　2004年，二儿子李越又考入郑州大学。“陈秀莲这辈子只剩下好命了”，一时之间，陈秀莲成为整个过村镇的“榜样母亲”。关于她幼时便聪明、灵巧、基因好、会教育孩子、从来自己干农活不让孩子耽误功课……各种传闻层出不穷。

　　艳羡目光到2006年年初开始，慢慢在乡人中间平息，逐渐变成同情。其实早在2005年，“陈秀莲一家出事儿了”，便在镇上显露出端倪。

　　2005年将近冬季，李超由学校返家。一开始，乡人以为是将近寒假，学校放假。

　　回家后的李超闭门不出，陈家大院院门紧紧关闭。邻居李天力(化名)曾在傍晚散步时看见李超在院子中来回踱步，痴痴大笑，“刚要打招呼，陈秀莲咣哧一声关死院门。”

　　李超回家之后，陈秀莲有三个月左右没出门卖豆腐，好事儿的村民借“买豆腐”之名前去探看，整个大院毫无回应。陈秀莲将里面的一切紧紧闩死。

　　2006年年初，陈秀莲的豆腐车又回到镇中央主干道，头发开始花白，粗大的腰肢塌了下来，人像豆腐一样在路上颠。

　　碰上村民探视的神色，陈秀莲自己无所谓的回答：“我们一个卖豆腐的，担不起这么大的命。”此时消息才逐渐传来，李超入学刚刚两年，突然“神经不正常”了，在学校几次行为失控、厮打同学、砸毁实验室，因举止危险，被学校劝回休学。

　　如今，李超已满三十岁，仍旧没有成家，亦没有复学，每日在家中痴痴傻傻，要么撕烂书本，要么突然摔母亲做豆腐的工具，靠陈秀莲养活。

　　相比起李超的疯傻，李越的命运才是真正几乎将陈秀莲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7年，正于郑州大学就读大三的李越突然溺湖而死，死亡鉴定书上写的是自杀，《郑州日报》当天曾有几百字的新闻。

　　具体死亡的前因后果无从得知，悲痛欲绝的陈秀莲自己从泰安乘坐火车前往郑州领回骨灰，草草埋葬了事作罢。

　　走得出留守，走不出命运

　　林小红(化名)是李越同届的中学同学，和李越同年出生，与李超年龄相差一岁，两家比邻而居，从小与两兄弟接触颇多。

　　在林小红眼中，李超和李越出事儿是早晚的事。

　　“其实中学的时候，李超精神就有问题了，但是当时只看成绩，所有人都被书淹没，没人注意到人身上的品质。”

　　林小红介绍，李超高一的时候曾经喜欢上同班一名县城女孩儿。女孩儿性格开朗、穿着时髦，李超经常告诉林小红，“她总是看我，没事儿就看我，在校园里我没事儿就会碰到她，我去食堂她也去，我去操场她也去，她是故意的。她暗恋我。”

　　林小红听闻之后十分惊诧，在她眼中，李超和这名叫潘婷婷(化名)的女孩儿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两个世界里的人。”

　　镇上几乎全部的成年男性外出打工，林小红和李超、李越两兄弟同样跟随祖父母长大，成长阶段一直很孤独，很艰难。“母亲负责所有农活，一个人种地、收麦、养猪，无暇看管我们，很小时候就需要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

　　但李超兄弟的情况更为特殊。

　　李超的父亲是个酒鬼外加身体病弱，根本赚不到钱，母亲则是个女强人，雷厉风行，不擅家务。同村的儿童每到年关总会有父亲从全国各地带回的新衣和礼物，但李超一家属于过村镇最穷苦的那一拨人，日子过得比留守老人还不如。

　　小时候林小红常串门到隔壁找两兄弟玩耍，两兄弟中的李超酷爱足球，对11寸黑白电视机里上海申花、广东实德、泰山鲁能等球队球员的名字稔熟于胸，经常组织林小红和弟弟将四个板凳摆成两个球门，将毛线球团成团状，一人分配一个球星角色模拟足球游戏。

　　当时流行一种儿童饮料“高乐高”，李越某次在林小红家尝到了小半杯，从此念念不忘。“踢球”踢到大汗淋漓，李越经常从水缸里舀出一瓢凉水，大叫“喝了高了高，成长就是快!”“高乐高，棒极了!”

　　每到此时，李超脸色就会变得阴沉，十分不高兴的样子。林小红记得，一次，李越把凳子一脚踢翻，把李越手中的水瓢打落在地。

　　“李超觉得自己弟弟太丢人。”

　　穷就不要再丢脸，李超经常这样训斥弟弟。李超自尊心强，性格敏感，李越相比起来活泼很多，经常对林小红父亲从外地带来的礼物好奇。“他嫌弟弟多嘴，好几次当着我打过弟弟。我们那儿父母不在家，哥哥就像父母，可以打弟弟妹妹。”

　　林小红介绍，李超的母亲一个人包揽所有农活，从没让两兄弟插手，至于他们的饭食和穿戴也无心照料。李超一家全靠卖粮食赚钱，“李超父亲打工根本赚不回钱，好几次还因为在工地打了工友需要家里赔钱。”

　　1997年左右，李超刚刚就读初中不久，父亲便因醉酒从脚手架上跌下，当场死亡。

　　丈夫死后，陈秀莲一直支撑着整个家，外人看不出什么不寻常，但林小红看来，李超和李越明显变了，从此不再与人来往。之前两兄弟经常玩军棋游戏，也会到附近池塘游泳，但自此之后，开始闭门不出。

　　“他们很聪明，更多是努力。刚读高中李超就有了少白头。”

　　就是这个少白头、闷不吭声、在同学中间被视为“书呆子”一样的怪物的李超，固执的认为家境富有、时髦靓丽的潘婷婷喜欢他。

　　林小红回忆，那个时候李超经常找到自己，要求自己去告诉潘婷婷可以大胆的表白。林小红屡次搪塞过去。

　　挨了半年之后，李超自己写信告诉潘婷婷，“你不用自卑，觉得配不上我，喜欢我告诉我就是，不要老是盯着我看。”

　　这件事儿在李超的学校传为笑谈，潘婷婷把李超的信拿给男友，男友则在一个午休时间在寄宿寝室当众读了一遍。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李超的情书内容。

　　“在他们眼里李超简直是疯了，觉得是天大的笑话，他那么土那么丑，怎么配得上潘婷婷?那个时候潘婷婷就坐过飞机去看周杰伦演唱会，居然还让人不要自卑。”

　　情书事件之后，李超在教室当众扇了潘婷婷一巴掌，骂她是婊子，说她勾引自己，不是处女。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李超也被潘婷婷的男朋友带着一帮社会上的人痛打了。学校因为李超成绩太好，不想追究责任，就这么平息了事儿。”

　　在林小红看来，留守很可怕，留守的阴影同样可怕。林小红记忆里，自己从小都是看人眼色的，无论去爷爷奶奶家还是亲戚家，都有矮人一等的感觉。“尤其父母在家的孩子，他们会刻意炫耀父母给自己的好处。”“稍一哭闹，爷爷奶奶也会抱怨，没人要的孩子怎么不找自己爹妈去?”

　　林小红回忆，自己曾因去邻居家串门看到别人家吃花生，而回家大哭几个小时。“死死盯着那个孩子，就是不给我，回击之后边哭边想，我以后种上几亩地的花生或者把她家的花生地全拔光。”

　　在林小红眼中，李超和李越以及自己的很多小伙伴走出留守的童年之后其实从来没有走出过留守的命运。

　　“思想很偏激，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感情缺失、不会表达沟通，也不懂得正常的感情交流，不大信任人，容易恐惧和采取极端手段。”

　　林小红认为，李超和李越进入大学之后，尤其是大城市的名牌大学一定受过很多挫折，也一定得到很多挫败感，“李越的死成为一个谜，但是李超如果受到刺激精神失常是很正常的，他肯定感到了巨大的差距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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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的时候没有哪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林小红今年30岁，刚刚成婚，按照她的描述，过村镇的整个80后一代都是留守儿童，“别人说80后是小皇帝，第一代独生子，自私霸道，我没有感受到。”

　　9岁开始，林小红便学会骑自行车前往五六里路远的镇中心小学就读，11岁开始在镇中学住宿，15岁就读高中，18岁到省外读大学。“初中一周回家一次，高中是一月，到了大学变成半年，工作之后便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和父母相聚了。”

　　接受采访时，林小红查看了一下今年与家里通电话的次数：10次，每次平均时间不超过3分钟，这里面大部分是林小红的母亲在说话。回家的次数跟往年一样，还是2次，比弟弟还多一次。

　　林小红的父亲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家具厂当木工，去年则在昌平的一个建筑工地盖楼，再往前还曾在陕西安康修高速公路，在包头铺地面砖……

　　“父亲今年整整60岁，反正这么多年他在家的时间也是寥寥无几。他偶尔会对我透露自己在外面忍气吞声，小心做人，但有几次也会因为包工头拖欠工钱而大打出手，有一截手指头就是这么被截去的。”

　　比林小红小八岁的弟弟没有能够就读大学，目前在内蒙古务工，“虽然成人了，但还是留守啊，一家人四分五裂，除了给老人扫墓、过年，就是中秋节也不能团聚，一家人四个月亮。”

　　今年清明节回家扫墓，林小红母亲说她前几天去县医院看过病，腰椎间盘突出，还抱怨了几句，说腰疼的不行，老了，干不动了。但是第二天，处理完卖玉米的事，还是匆匆走了。当天晚上我接到母亲从河北清河打来的电话，她正准备启动羊毛的纺织机床，把这几天耽误的工作补上。

　　如今，过村镇的大部分儿童依旧在重复林小红的命运。“父母一代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也不会觉得对我造成亏欠，在他们眼中所有人都是这么长大的。一天不外出干活，一天就活不下来，能让我读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之前一直责问我为什么不恋爱、结婚，我根本没有恋爱的能力。”

　　没有恋爱的能力是指很难与人亲密交流沟通，林小红吃了将近十年苦头。

　　“幼年不能从亲密关系里得到安全感，长大了也不会建立亲密关系。善意的玩笑或者别人的笑声，我都能听出恶意和嘲弄。电话不接，在别人是小事，我会像困兽，在屋里走来走去揪自己头发。争吵、大吼、狂哭，逼着对方和我对决。”

　　在上世纪90年代，过村镇还曾发生过一件耸人听闻的惨案，一户留守家庭六岁的姐姐受祖母命临时照看一岁的妹妹和一栏母猪，女童贪玩将妹妹放在屋檐下的提篮里便出门和伙伴玩耍到将近天黑。

　　“回来之后，发现妹妹竟被一群饥饿的猪又拱又啃，断气了。女童悄悄将妹妹掩埋到猪圈里，锁好大门，挨到天黑，喝农药自杀了。随后母亲得知消息也上吊身亡。”

　　林小红看来，这种应激反应，跟她家庭教育和留守经历有极大关系。

　　“作为留守儿童，往往没有正常的情绪喧泄渠道，要么忍耐，要么过激，没有中间地带。”

　　因为孤独、艰难、穷苦，林小红和自己的留守伙伴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痛苦，“比如老师说，没有交学费的站起来的时候;比如被人打了，遇到麻烦了，不敢向父母求助，预想到的只会是指责和训斥。”

　　自己就是一个麻烦，是很多留守儿童的自我判定。

　　比起自卑，林小红更倾向于认为，留守儿童自杀、杀人事件是源于恐惧。就像打破花瓶的孩子，因为害怕责罚，把碎片藏起来。

　　“工作第一年的时候，我跳了三次槽。三次都是因为类似加班到太晚，第二天醒来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这种小事儿。”

　　面对过失，林小红第一反应不是面对和陈述自己的缘由，别人会怎么想?会给我什么样的脸色?怎么刁难我?批判我?会扣我钱吗?对我有很差的印象吗?短短数秒，这些其实并无严重后果的小事儿突然被演变成蝴蝶效应的大事儿，林小红无力也不知如何解决的难题，就像一串炸弹，在她的神经节上接二连三地爆炸了，并腾起恐惧的烟雾。

　　“我选择了关机，不敢接听任何人电话。”几乎用了很长时间，林小红才学会坦然面对工作中的差池和表达自己的付出。

　　2013年12月，福建莆田一名14岁男孩杀死8岁女童，并把她丢进粪池，原因是两人玩闹时对打了几下，男孩怕挨家人责骂。

　　2014年8月，陕西西安一名14岁男孩，杀死一岁半的亲生妹妹，原因是嫉妒妹妹分走了父母的爱。

　　2014年8月12日，自贡市富顺县安溪镇毛桥社区，留守儿童小敏作了一个最极端的选择——抱起琪琪，扔进粪池中，再用尽全力搬来石板，挡住池口。

　　“如果性格足够健康，那么，安全感会让儿童相信成年人能够解决这件事，同情心会让她替伙伴求救，而责任意识则会让她守住伙伴，并在救援到来后坦陈事情的经过。哪怕仅仅出于一个孩子最直接的应激反应，吓得跑掉了，那么令人心碎的结果都不会发生。偏偏，小敏的父母10年前离家打工，她随酗酒的祖父和多病的祖母长大，那一刻，习惯了只能自己面对的小敏，无法逃走，便选择掩盖。我能理解她。”林小红坦言。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一次次以残忍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相似的悲剧却不仅仅发生在他们身上。

　　“对责任感到恐惧，对失去感到恐惧，对惩罚感到恐惧……我相信有很多留守儿童经历的杀人与李越那样的自杀者，想杀死的不是眼前活生生的一条性命，而是自己的恐惧感。是命运的阴影。”

　　在林小红的解读里，甚至父母也是受害者，“他们只是身体有了成年人的模样，因为穷、因为精神上的贫瘠、因为他们也是挨着揍、挨着饿和生存的恐惧长大的，我理解他们，也理解这种恐惧在血液和精神上的时代流传。这是很多人，甚至一个时代，一种前进里的责任。”

　　而这种命运，如今依旧在过村镇新一代儿童的身上重复，记者统计，目前过村镇依旧有一半以上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