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留守儿童暑期安全调查

　　暑假将至，留守儿童的暑期安全牵动人心，为此本刊记者近年来几次走访了章丘、长清、商河等地，调查济南周边地区留守儿童生存状态。

　　寻访留守儿童吕茜博：陪他过暑假的依然是自家黑狗

　　2013年6月末，我跟两位同事驱车前往章丘市文祖镇寻访留守儿童吕茜博。

　　采访当日是个周六，文祖镇中心小学只有一位校工看护大门，艳阳下校园空寂。我们便在手机导航中进军吕茜博家所在的马家峪村。

　　镇上的柏油路很快跑完，取而代之的是粗糙的水泥路。路窄，曲折，我们不断提醒开车的女同事放慢速度，最终还是差一点将车子倒进路边沟里。看着右后轮悬空着碌碌转动，我们发现这里的手机信号并不顺畅，根本无法通知车险拖车。最终，女同事猛踩油门，将车硬生生开出了水沟。

　　顺着水泥路前行，发现这条路并非通向乡村宅院，而是通向一片麦场，新麦平摊路边，午后的热度蒸腾出香味。几个扛着农具的行人新奇的看着这台“鲁A”牌照的红色车辆，说这条路上跑过三轮和电动车，还没跑过城里的车。他们都不熟悉“吕茜博”的名字，却热情的让我们倒回村落找人问问。

　　水泥路只修到村口。我们步行走进村子，问起吕茜博家，一位抱孩子的妇女随手一指：“顺着路走，一个破大门就是。”

　　“破大门”里是吕茜博的外祖父家，院子里养着果木家禽，还有凶巴巴狂吠的狗。刚刚洗过的床单影影幢幢晾了一院子，吕茜博正在床单的阴影里跟狗玩耍。

　　“家里平时除了老人就是小孩，所以养两条狗。”说这话的是吕茜博大半年没见的妈妈，为了儿子的小升初考试，她特意从内蒙古赶回来。“我跟他爸爸都在矿上工作，矿队往哪里去，我们就跟着，这些年东北、安徽、河南都去过，有时两年才回家一次。”

　　吕茜博平时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姥姥63岁，姥爷68岁。

　　姥爷马敦祥早年闯过关东，三年前在山东老家安顿下来，家里已经没有土地了，“她姥姥平时天天得出去干活，给人家打扫卫生，我在家辅导他学习。看到别的孩子都是跟着爸爸妈妈，我们也很心疼。”马敦祥说。

　　原本认真听我们讲话的吕茜博这时低下头去。从6岁开始，他便做了留守儿童，“孩子小的时候，我带着他坐火车找他爸妈过年，车票难买，人又多。年纪大了些，我也禁不住折腾。”

　　当时12岁的吕茜博块头挺大，正在家里准备期末考试，手背上也写着英语单词。跟同龄的孩子比，他羞涩又有点老成。他也不太喜欢跟其他孩子玩，因为“到了饭点他们的爸妈喊他们回家吃饭”，茜博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姥爷，没有再说下去。

　　吕茜博最盼望的是每周五晚上7点，“我和爸爸妈妈约好这时候上网视频聊天”。他将书桌上的书归到一边，露出压在玻璃板下的中国地图，这个六年级的小男孩很快找出标示鄂尔多斯所在的圆圈，用尺子量了下那里到济南的直线距离，然后看一眼比例尺，迅速计算出两地的直线距离：1038千米，“太远了”。

　　两年后的今天，吕茜博从留守儿童长成了留守少年，在文祖镇中学八年级就读。吕茜博的班主任告诉记者，茜博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许多学生一写作文就头疼，但吕茜博的文章却经常让她眼前一亮，“他的作文写得很好，从遣词造句中能看出来这个学生课外书读得很多，因为跑的地方多，知识面比较宽，课外知识比其他学生要丰富”。

　　这个暑假，除了作业，陪伴他的依然是自家黑狗，它也已经从小家伙长成大块头了。

　　济南章丘市黄河镇王圈村：89名留守儿童背后的乡村衰败

　　“接受调查的4000多名留守儿童中，有近一半遭遇过意外伤害，留守儿童获得的家庭支持弱化。”

　　这是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中披露的信息。该调查走访了湖南、江西、贵州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调查了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非留守儿童2731人，以及部分教师和校长。调查显示，留守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我国留守儿童的统计口径、最新数据，目前尚无官方说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有关留守儿童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

　　在这样庞大的数字前，王和新的数据小得像一朵含羞草叶片。

　　“全村931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88人，其中在村里的留守儿童有89人。”从2011年开始，济南章丘市黄河镇王圈村的村主任王和新先后关注了黄河游泳事故、校车安全等一系列留守儿童安全问题后，开始特别留意本村的留守儿童，并形成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在王和新的报告中，村里很多爷爷奶奶只能管孩子吃饱吃好，学习辅导不了;家长为了和孩子联系方便给孩子配备手机，家长们却不知手机除了通话功能外还可以上网聊QQ，直接影响了学习。在和家长交流的过程中王和新发现，很多家长表示，现在钱是有了，但是孩子的光明前途毁了。

　　黄河镇中心小学校长李军表示，学校的学生来自周边20个自然村，最远的距离学校有七八里地，每天有统一校车接送。“学生逐年减少，很多都跟着父母外出打工或者进城上学了，村里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李军说。

　　从2004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分析，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他们除了外出务工挣钱，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长期以来遵循‘一切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这一路径的表现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比如，过去乡村可以通过互惠、邻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务，现在基本都已经商业化。另外，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当然就需要把更多人从农村抽离出来，加入到现代化进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产饱和，就鼓励在外打工者用十几年甚至毕生的积蓄到城镇购买住房，因此造成了乡村的凋敝、衰败以及迅速的空心化。”叶敬忠说。

　　孩子的夏天谁来负责：仍然处于放养状态

　　暑假将至，章丘白云湖镇中学的教师孙胜军除了忙活期末考试，又开始着手准备“办班”事宜。

　　“白云湖居民以前开废旧物品回收站的非常多，这几年政府取缔，很多家庭就关了买卖外出打工，所以留守儿童数量明显增多。”孙胜军介绍，每逢暑假，学校都会专门开会对留守儿童安全进行研究强调。去年暑假，孙胜军办起一个留守儿童俱乐部，地址设在自己家：前厅里摆放着两张圆桌和十几把椅子，这是孩子们平常学习的地方，而紧挨着的中厅则摆放着几张小方桌和十几个马扎。

　　“来的孩子不收任何费用，只要带上自己的本和笔就可以了。”孙胜军告诉记者，这个俱乐部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包括水、电都不用家长掏钱。

　　墙上贴的学习计划上标记着，早上8点—9点读书、预习;9点到10点自由活动(体育活动、手工、棋类活动);10点—11点书法、作业;然后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也是类似的安排。

　　“作息时间和平时在学校里差不多。”孙胜军说，“暑假让孩子以休息为主，让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多锻炼锻炼身体，练练书法和学习一下课外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写作业、体育课及手工课外，孙胜军的课程表里还包括去龙山遗址和济南市科技馆考察等项目。

　　记者了解到，针对留守儿童，商河县孙集镇寨子小学每月都会组织一次爷爷奶奶家长委员会，与监护人互相沟通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家长会上，老师会指导这些老人家如何管理、照顾孩子，如何督促他们学习，还会总结一些营养菜谱。

　　实际上，每一个暑假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来说都是大问题。但目前，留守儿童的暑假仍然处于放养状态，即便是孙胜军的俱乐部，也并非可堪推广的模式。留守儿童的暑假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些监护人本身就对留守儿童造成伤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较好地实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但实践中，落实得不好。”他举例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了对于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强制报告制度”，即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发现未成年人的监护权被侵害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发现以后谁来报告，报告后谁来处理，基层的村委会、民政、公安等各个部门如何做到有效运转，无缝衔接，我在基层调研儿童保护情况时，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来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