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泉畔的光影流年

没有什么可以不朽——

 丁宝桢、孙宝琦、周自齐，不同时期珍珠泉大院的不同“主人”。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时代，将一部山东近代史浓缩在珍珠泉畔。

丁宝桢：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丁宝桢是清朝“中兴名臣”之一，其余五位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丁宝桢在山东做了近１０年巡抚，为官廉洁刚烈。尤其是智杀太监安德海一事，更是为朝野震惊，至今仍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

　　１８６９年秋天，慈禧太后派心腹太监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衣。安德海一路公然巨额索贿，搞得地方鸡犬不宁。船到山东境内后，地方官上报巡抚丁宝桢。生性廉洁刚烈的丁宝桢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派兵将安德海在泰安抓获，并火速上报与慈禧太后有矛盾的慈安太后，获许后决定将安德海就地正法。可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解救安德海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地决定“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将安德海拉到西门外丁字街斩首。既然生米做成熟饭，慈禧太后最后也奈何不得。

　　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惊人之举，一时震惊满清朝野，曾国藩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

　　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面对外面“船坚炮利”的现实，他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纲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

　　１８７５年，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上奏清政府批准，在济南北郊新城择地３００亩，建山东机器局，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次年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又借鉴山东机器局的经验，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机器局。山东、四川机器局的创办，成为两省近代工业的开端。

　　１８６９年，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俗称尚志堂。就学者除学习儒学外，还学习天文、地理、算术。该堂曾刊刻的书籍，称尚志堂版，在国内享有盛誉。至今，在趵突泉公园，尚志堂建筑仍存。同期，丁宝桢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该局最著名的刻本《十三经读本》则是由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

　　１８８６年，６７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任所。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教，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只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端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中兴名臣。

　　噩耗传出，山东父老悲恸、惋惜、哀叹，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山东。灵柩运至济南，当时士绅百姓争相“郊野祭吊”。丁宝桢遗体在历城九华山麓与先逝的前妻合葬。

　　一个外乡人，被山东人视为“贤良”，恳请将他归葬山东，为他立祠祀奉，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和爱戴。他离开山东十年，人们仍对他如此思念，情之深，爱之笃，可见一斑。

孙宝琦：一个王朝的黄昏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可能让人无奈。清末山东巡抚孙宝琦就面临着“墙头草一般两边招风不讨好”的尴尬。

　　孙宝琦，１８６７年出生于浙江杭县。早年孙宝琦奔走于李鸿章门下，后受袁世凯的保荐，奉旨军机处，此后又两次出洋，历任驻法、日、德、奥等国公使。１９０９年孙宝琦回国述职，他在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美滋滋地当上了山东巡抚。

　　但这种美滋滋的感觉仅仅持续了两年。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大潮很快波及到山东。此时，如潮水的民众请愿活动让孙宝琦焦头烂额，同盟会要搞山东独立，更让他惊恐万分。

　　１１月１３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８时，人山人海，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近万人出席了大会，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与会者情绪热烈：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孙宝琦仍然顽固：“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８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孙宝琦一看大势已去，思考片刻之后，便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明里暗里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１１月２４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筹划，顽固派向新政权发难，他们成立了“山东全体维持会”，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下令支起４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

　　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１３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１２月１７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离开了山东。

　　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后摇身变为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因而经常被人拿来诟骂。一次，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梁鼎芬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周自齐：官至民国大总统的山东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蹑足最高统治位置的山东人，出生于单县的周自齐一生充满传奇：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任山东都督、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１９２２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民国大总统之职１１天，成为继袁世凯之后第二个问鼎中华民国权力之巅的山东巡抚。

　　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革命力量。正是这种悖行的双重人格，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

　　清政府在１９０９年６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正式开学，周自齐是学堂的监督（校长）。周自齐可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功。

　　袁世凯曾经拟委派周自齐任总统特使秘密去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周自齐探知消息后如坐针毡，忐忑不安，无奈之下便称病闭门于上海外滩周公馆。当美国记者端纳去探望他时，他巧妙地通过暗示的方法，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出去。第二天，袁政府意欲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便不胫而走。

　　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５日，周自齐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都督兼民政长。

　　周自齐任职山东一年半，正值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整个山东政局及社会情况呈现出复杂混乱的局面。他在老家单县组织团丁５００名，发放枪支，治理匪盗，对付民众的反抗；在鲁南韩庄一带设防，抵御革命军北进。他发展工商运输业，发行山东银行券，颁发剪除发辫办法，这些行动为清朝刚去的山东带来了政治上的新局面。

　　他督鲁时期，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点“民主”，但总体上是腐败的。他在山东任职不到一年半，便积蓄了万贯家财；调离济南回北京时，还私提现款１２万元据为己有。

　　（感谢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开建对本专题的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