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珍珠泉
袁世凯在山东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改革、开放、开明的角色。他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驱，是济南近代改革开放的先锋，他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脉络。
而在袁世凯五十几年的人生岁月中，山东是他经历很多、记忆深刻的重地。７００天的山东巡抚之职，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支点和过程。
剿杀义和团与官场求生术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清晨。济南，珍珠泉大院内。
头天夜里，刚下了一场小雪。雪后初霁，珍珠泉上氤氲着一片薄雾。几步之遥的巡抚大堂里，连夜从德州赶来接印的袁世凯，顾不得一身疲惫，立即开始办公。不到一个时辰，一份由他签署的《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便贴在了抚院门外的八字墙上。
院前大街，是老济南最繁华的地方。冬日的太阳刚刚升起，凛冽的北风依然刮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抄着手纷纷驻足在八字墙下，想看看刚刚到任的代理巡抚有何动作。却只见那告示上赫然写着：“悬赏购线，分头采拿”，“务将各州县附近散厂即义和拳会一律查封标禁”，“如敢拒捕，格杀勿论。”
当时山东是全国最乱的省份，除去遍地拳会和民教冲突外，还有德国修铁路、开矿与沿线百姓的冲突，整个局面如一团乱麻。袁世凯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之初，他便制定了治理山东“绥靖地方，消除乱源”的基本方针。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回忆：“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员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予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以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太原。袁世凯“念山西素来号称穷省，扈从万众，需用浩繁。于是与司道等筹商，迅速筹集了十万银两……派员押解，奔赴行在。”这批物资除白银外，还有绸缎二百匹、水果四十桶，从济南到太原共走了十四天。到后，军机大臣王文韶说：“各省饷银都没有到，山东首先送过来，可称得上救了急”，“两宫大为赞许”。这一雪中送炭的举动，令慈禧大为感动，为日后提升袁世凯大大增加了筹码。
袁氏第二故乡
袁世凯与山东渊源颇深。８岁的时候，其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母牛氏一起到了济南。在济南，袁世凯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他的私塾就是在济南读的，这可能是他后来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的最初动因。
当他２２岁在上海遇到挫折，决定弃文从武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从山东到朝鲜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再从朝鲜到“小站练兵”，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大权。
袁世凯在任期间，一直将长子袁克定留在身边，其他家眷以后才到济南。他除了有意历练和培养袁克定外，也没有忘记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在济南，他给只有１０岁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为其开列“立身课程”：早起，习字，读经，作文，静坐，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不久，袁克文也随父居济南，读私塾，游历泉城。
袁世凯到济南后，便将母亲接来同住。其母为妾，病逝时按习俗不能主祭，棺柩不得从抚院正门抬出。当时正门只有接驾、钦差、节日和喜事时开启，平时官吏多走东辕门。袁家来济奔丧的人都认为不能出大殡，袁世凯却坚持出大殡，并亲定仪规，同意不走正南门。出殡时，袁找棚匠架起跨越正南门楼的竹木“天桥”，他披麻戴孝护送棺柩走过天桥，成为当时济南一场街谈巷议的奇特葬礼。
离任之后，没有资料记载袁世凯再回过山东，但在他的主持下，他的一个女儿后来嫁到了山东。１９１４年，袁世凯曾对将去山东的次子袁克文说：“青岛是个好地方，眼下虽为德国人所占，但日本人虎视眈眈。一旦东邻谋我，必自青岛始，德如失青岛，则我危矣！你这次去，可以仔细考察一下。另外，顺便可考察津浦铁路济南附近的南北险要之区。”
袁世凯送给济南的最后一件“礼物”
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袁世凯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与此同时，他着手筹办新政，大办“洋务”。他先后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
袁世凯在珍珠泉大院期间还运筹办理了一件大事：创办了我国首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看到光绪的谕旨后，回济南着令其幕僚唐绍仪等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当年的９月２４日上奏光绪皇帝。
他专门调蓬莱知县李于锴前来济南筹备，“课程奖章，皆袁公所亲定”。是年１１月，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开学。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一说是周学熙，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第一批招收学生３００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１９０４年学校迁至济南杆石桥新址现省实验中学，改为山东高等学堂。
袁世凯刚刚在山东力行“新政”，到期离任时，除山东大学堂运转正常外，其他各项还未收到明显的效果。以后山东在清末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大都没有离开袁世凯指点的施政方略。
１９０４年５月１日，胶济铁路正式通车前一个月，已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指出：“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通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津镇铁路，将与胶济之路相接。……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５月１５日，清政府批准了该奏折，准许山东自行将上述三地辟为商埠。
济南开埠，成为袁世凯送给济南的最后一件“礼物”，影响深远。
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
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１日，与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订立铁路章程之后，袁世凯的心情并不轻松，他冲天打了一个哈欠。袁世凯的心病并不在菲舍尔或者是锡乐巴身上。他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身上。
１８９９年的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的问题，筑路公司与当地的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后来，事态被扩大了。１９００年的１月，高密武生李金榜两度率兵拆毁枕木，阻止铁路的修建，并率持有各种武器的３０００人冲击筑路公司的施工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
正是因为这些麻烦的出现，使得袁世凯充分显现出了自己的作用。经过了袁世凯在济南发出的一个锐利的手势，事态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生转变，这成为了袁世凯和锡乐巴得以订立“华商、德商会同办理的胶济铁路公司，由华人、德人共同集股；地方官员帮助公司办理购地、租房、招工事项；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铁路；铁路公司不得妨碍居民利益”等有利于中国的铁路协议的基础。
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回答：在从１９００年春天开始的短暂的日子里，袁世凯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袁世凯，山东铁路会不会驶向另外的方向甚至夭折？还有，为什么袁世凯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持有的明显的开放态度，没有最终在北京险峻的政治旋涡里影响并改变他自己上升的仕途？
我们相信，袁１９００年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进行的选择，并没有十成的胜算，如果不是在赌博，那么，结论就只要一个。这就是：袁世凯渴望变革，袁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和整个中国的命运。而山东铁路，恰巧就是袁的变革手段。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就在山东铁路的青岛火车站大楼刚刚建好时，李鸿章逝世。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两天后，袁世凯离开待了两年多的珍珠泉大院，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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