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爱永远比恐惧更有力

　　近期频发的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令人揪心，它们的根源在哪里？怎么更深刻地看待这种反社会行为？如何在源头上加以防控？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齐鲁周刊》：最近针对校园的伤害案件频发，您觉得这些人这么做，真的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吗？

　　于建嵘：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问题，是一个反人性反社会的问题。假若我们不能认识到问题核心的话，那么，日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殃。

    没有缘由的发泄是最恐惧的发泄。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在我看来，是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结构出了问题。但我要强调，一定要认识到郑民生作案的反社会性。郑民生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同情、可原谅、可赞扬的，没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说，哎呀，他只是杀错了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有些媒体总在说，他多么贫困、多么弱势，而且找不到老婆、体制对他不公，等等。好吧，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呢？即便存在也无妨，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发生的机理是，他的心理结构上变态了。

　　《齐鲁周刊》：以郑民生为例，有人说他是精神病，有的媒体也大篇幅地渲染他事发前的“不正常”，似乎找到了内在原因，您认为仅仅从这个角度分析，站得住脚吗？

    于建嵘：我们暂且不论郑民生有无精神病。仔细分析他这个人，首先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感，而这种对未来的迷茫，则是因为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确定。在不规则的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

　　郑民生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他要开诊所也开不成，等等，于是他认为，有人在故意卡他，而他又将这所有不顺利，统统归结为规则对他的不公平。最终，他为反抗这种规则做出了这样一件泯灭人性的事情。

　　规则的不确定往往给人们造成某种恐惧心理，对未来的恐惧，在某些人那里可能表现为懦弱和平庸，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可能演变成仇恨，而由恐惧而产生的仇恨则是散发性的。举例来说，两个人发生冲突，你打了我，我仇恨你，当然我的仇恨是有原因和目标的，而且我要想办法对付你，郑民生的仇恨与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反社会的。

　　《齐鲁周刊》：西方国家出现的类似案件也不少，如果做一个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

　　于建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会相对好理解。这类案件在西方国家也发生过。美国有赵承熙式校园枪击案，日本有宅见的池田小学杀人案、加腾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香港也发生过天水围伦常惨案，罪犯都是各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这类行凶者心理基础相似，根源在于，个体的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于是产生了绝望。

     在中国，绝望的根源多是由于规则的不确定，而在西方，可能更多的源于生存与生活的心理压力，但他们行为造成的结果都是反社会的。

     《齐鲁周刊》：对于此类案件，您认为怎样从源头上加以防控？

     于建嵘：起码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应调整社会分配体制，解决好民生问题；其次，应采取各种办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容易地流动、更有规则地流动。再次，要加强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社区建设。

　　我不断地讲，社区不但要成为一个生活的家园，也要成为一个心灵的家园。可能周围人一个很偶然的关怀、一个很善意的笑脸，就可以化解他这种心理。当然，根本地解决，还要从社会地位上给他信心。但我倾向地认为，心理干预可能比上述其他应对措施更重要。对弱势人群来说，社区工作者要重视和做好这一工作。我们周围有不少类似的男女，他们逐渐与主流社会脱离，长期生活在某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慢慢地，他们变成另外一类人。对这个情况一定要加强关注，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支撑建设，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要让弱者免于生活无着的恐惧、免于被欺辱蔑视的恐惧、免于被社会抛弃的恐惧，让普通人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