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女性之殇与公共安全——

　　1996年12月，台湾“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在深夜搭乘出租车失踪63小时之后被发现尸体，并且她在生前被强暴后又被残忍地捅了35刀。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出租车营业登记证的司机共有12万5430人，其中有刑事前科者就占37.4%，究其原因，在于“法例”就非常宽松。尽管彭婉如案成为悬案，至今未破，不过，由此却带来了公共空间与妇女人身安全的热点讨论与关注。最后促成了包括更为严格的出租车司机准入登记制度等诸多改变，甚至直接促成了台湾“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通过。

　　指责受害女生自我保护意识差，却从不反思公共保护为何如此薄弱。将受害归咎于受害者，将防范责任推向个人，回避保障安全公共空间的责任和制度建设，而这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强者得病，弱者吃药”，其结果只能是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受害者，不论性别。

　　媒体连续曝出女大学生外出失踪或遇害的消息，导致有人说这是女大学生的“黑色八月”。没有办法确认，是近期这类犯罪确实高发，还是集中曝光造成了错觉。但连续报道已经将这类犯罪推向高关注，将女大学生塑造成一个易受侵害和特别需要安全教育的群体。

　　例如某媒体官微发布的“女大学生安全返校指南”：“拒绝陌生人搭讪，不要暴露个人信息……衣着打扮得体，独自出行尽量不要太暴露……让男朋友全程接送。”总结其要旨有三：一不要自由，二不要独立，三不要让性魅力外露。

　　这简直是女性教化讲义的现代汉语版，可以参考《女诫》的教导：“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于是很多女性不领情了，因为她们无法接受以保护名义下的限制作为安全代价。毕竟人人都应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再者，很多女性的经验也证明，性侵害者瞄准的是怯弱而不是张扬。

　　《女诫》还说：“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安全贴士”的出发点如同假设这是个狼的世界，于是女性接受限制式自我保护规则很有必要。这排除了女性平等与完整的公民资格，要求她们自视为物，可以像物一样接受捆缚，比物多一点的是她们还得自我监视。

　　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安全贴士”背后的父爱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父爱主义设置一种恩威并施、予取予求的单方交易：服从权力和接受控制，才有资格婉转恳请垂怜，否则就得受惩罚。从诸多“安全贴士”里看不到关怀和体察，却隐约带入不负责任的父亲角色：不讨论如何为女性创造安全空间的问题。

　　至于犬儒主义，学者徐贲曾这样描述其特征：“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安全贴士”的推销者强调治安不可能很快好转、“恶人太多”，正是此种“将现状自然化”的犬儒主义表现，把社会不能给予女性充分安全感作为不可更改的先验前提。

　　而积极想法与治理眼光下，曾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而苦恼的韩国，经过十多年以提高妇女地位为核心的综合治理，成功将性别比恢复到正常;又如美国“针对妇女暴力法案”的实施导致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杀人案减少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