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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东第杯主题征稿连载

2009-12-31 19:43 《齐鲁周刊》/ 齐鲁周刊 /
他们会用英文叫床吗?


□吴虹飞

 

  1997-1999年是所谓“地下摇滚”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以一名学院女生的身份加入摇滚大潮成为了一个处处被遗忘的幸福大街的主唱。


  1999年,我一边上学,一边做乐队。酒吧快倒闭的时候,我们的乐队也就成立了。2000年5月,我们终于在第一届迷笛音乐节上崭露头角,以凶猛乖张的噪音把自己都吓住了。1999年,我到底曾经是年少气盛,想做中国最好的乐队之一,可是10年过去了,激情渐渐消磨殆尽,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坚持了下来,我也不甚明了。


  8月1日,我去看了歌特乐队Lacrimosa的演出。他们善于缝合世界的巨大的分裂,现实和理想中的无所适从,世俗生活的空白,善于把极其矛盾的事物,圣洁,美,温存与暴烈,乖戾完美结合。那样的音乐有着人类的悲悯情怀。我泪水涟涟,心里暗暗说:你好!Lacirmosa,欢迎你来中国,来到传说中的东方的幽暗王国!我们苟且偷生之时,必须感谢音乐给我们面对现世的勇气。而音乐让我认清自身是何等孤独,穷尽一生的才能,我无法争取到我最爱的人。

 

  中国摇滚乐也在患“失语症”。


  这个时候,摇滚乐更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年轻人接受。许多乐队,他们不是职业乐手,而是摇滚乐的“粉丝”,在一种模仿中得到巨大的心理满足。那些唱英文歌的孩子们,开始扭动身躯,我经常想,因为听的是西方摇滚,索性就用英文唱了。我有时想,他们会用英文叫床吗?


  音乐节的规模和影响力迅速壮大,而音乐面临的尴尬是创作上的陈旧和迟滞。这是无人鼓励的一群,唱片的版税和小演出最多只是维持了基本的生存,甚至还不够生存。惟有投机取巧才能够存活。这是一个悲哀的世界,有时我经常想,音乐,太遥远了。

 

  我最害怕的是好人。我经常想,要不是这些好人,我们也许活得更真实,更快活,更自在。老崔说过,摇滚乐实际上就是个性膨胀,保护和宣扬的就是个性,不追求苟同。“我现在观察到,那些总显得跟别人一样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最不一样。这些人心里对朋友友善的程度特别低,在生活当中给予朋友的东西特别少,全是装腔作势的那种作秀,这些人没什么道德体系,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去释放他们的善意。”


  中国的摇滚乐本身的出身也是暧昧的。基本上是美国摇滚乐和中国四声普通话的结合。中国摇滚乐作为一种深受西方影响的音乐形式,是如何能够呈现出某种真正的“中国性”?我们对旋律的认知,对唱歌的方式,原生态民歌,或者其他民歌,有大量可开发的资源,恰好是我们最不注意,最不能商业化的一部分。也许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会是未来音乐创作的真正根源。谁知道呢?也许世界就要完蛋了,摇滚乐算个什么呢?


吴虹飞  “幸福大街”主唱,作家


日子过到了人后头


□于写意

 

  亲戚家的堂嫂子回了娘家,我们去作为第N拨说客。


  女人的妈妈声音又高又尖,没一刻停止,说女人是如何勤俭干净,连抹布都雪白干净,说男人又没什么本事,又不勤快,真是嫁错了人啊。


  一个小时下来。我有了几次掉头而去的冲动。


  要是我,在一个午后,因为雨,不需要去田里劳作,我也愿意闲酒一杯,半碟花生米,消磨两个钟点,或者再到邻人家看两把闲牌。做个农人的辛劳自不待言。偷得半日闲,倒要个婆娘不停地数落自己的无奈、聒噪如铁勺刮锅底。我也要挽衣袖老拳出手了。


  奶奶的,勤俭就可以鄙视别人、剥夺别人享受生活的乐趣了。如果是这样,俺也宁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把这婆娘还给丈人家。


  无独有偶。他们同族的一个老头70多岁了,没办法把老太太还给老丈人了,就分居。老头自己和羊住在一个院子里,5天去赶个集打酒割肉炖豆腐买馍馍,寒冷的冬夜,一杯辣酒咂摸到半夜,酒劲上来了,睡去,天亮放羊去了。老太是个勤俭人,家人下地晚了、炒菜放油多了都要骂人的。当年老太的儿媳新婚不久,要求买个擦脸油。儿子偷偷买了一瓶,老太在院子里发现了包装盒,骂了好几天,说娶媳妇花了很多钱,不知道勤俭,把日子过到人后头了。后来儿子和媳妇离婚了。


  奶奶的,若是我们活着为了您老人家的美德和不过到人后头的理想,如牲口一样起早贪黑,还只有草料可吃的话,我也要挂冠而去了。哪怕我只是一头牲口,我也不能只是犁田,也要在一个雨后的黄昏,吃得饱饱的,在河边散散步,无所事事地反刍,听听牧歌和鸟鸣啊。


  可惜这样的“美德”“无趣”之人甚多,无论中外古今。


  譬如,《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房东阿玛利亚,“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跤的地板。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像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起不像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


  罗曼·罗兰借克利斯多夫的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人生第一应尽的责任是要让人家觉得生活可爱,但有些人认为凡是丑的,沉闷的,教人腻烦的,妨害他人自由的,把邻居,仆人,家属,跟自己一股脑儿折磨而伤害了的,才算是责任。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像碰到瘟疫一样的碰到这一类的人,这一种的责任!……”


  愿上帝保佑我们!


于写意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