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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文妖”之三“黄色”歌曲鼻祖黎锦晖

2011-04-23 17:24 《齐鲁周刊》/ 小楼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位都是文化界的新锐人物,他们提出的主张或做法,在当时视为洪水猛兽,今天大多都成为现实。


  但对“民国三大文妖”的误读,一直持续至今依然存在。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的思想,在历史的珍宝库中濒于泯灭;他们那些散发异彩的学术著作,封存在故纸堆中蒙满了灰尘。

 

黎派歌舞:“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


  黎锦晖这个名字现在年轻人听来也许并不熟悉,但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名气冲天:他写了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他创立了中国流行音乐界的明星制度,他培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他捧红了周璇等众多民国明星……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歌舞剧史更是“黎派歌舞”时代。


  1891年,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父亲黎松安是晚清秀才。黎锦晖童年起即接触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等乐器,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1910年考入长沙优级师范学堂,学习了浅显的西洋音乐。这为他日后在音乐和歌舞剧上的非凡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呦呦,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哎呦呦,只要你的心/哎呦呦,你的心。”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由其女黎明晖登台演唱后不久,百代公司就将其录制唱片,轰动一时,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许多商店安置了留声机或收音机,通过大喇叭播放招徕顾客。


  当时印有《毛毛雨》的歌篇,两毛钱一页,引来购者无数,一时洛阳纸贵。黎锦晖就是靠出版《毛毛雨》赚了一大笔钱,这笔利润最后变成当时滞留在南洋的他与家人回国的川资,还包含了重建歌舞专门学校的部分经费。


   但这首歌从出现开始,批判的声音就未曾停止。1934年,上海教育局训令各中小学校、电台、游艺场及唱片公司,严禁演唱《毛毛雨》《桃花江》等有碍风化、贻害青年的淫词歌曲。抗战时期,军人韦杵也撰文《请勿播淫词歌曲》,批评重庆某些商店为招揽顾客而播放《毛毛雨》,动摇民心。 


       当时右翼左翼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反对《毛毛雨》和它所代表的“靡靡之音”。鲁迅将黎明晖演绎此曲的声态,比作“绞死猫儿似的”,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都比它强。


  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黎锦晖这个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却被当做是“黄色歌曲鼻祖”,而《毛毛雨》也成了“黄色歌曲”的代表。还好,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对待这位“平民音乐家”,黎家人也可以自豪地喊出:“他就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父”。

 

除了妻子和学生,背叛他的还有那个时代。


  在“黎派音乐”的崛起过程中,批评之声没有断过。一方面来自国民党教育部门;另一方面来自留洋回国的“学院派”,包括萧友梅、贺绿汀、刘雪庵等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连黎锦晖的学生聂耳也开始反对他。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曾一度与黎锦晖过从甚密。


  聂耳不仅在求学期间热情地参与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表演,在他步入乐坛后,仍对黎锦晖这种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和音乐的功底,以及善于掌握民众爱好的创作本领非常赞赏,并承认自己从黎锦晖先生那儿获得过不少教益。


  在作曲上,黎锦晖更是聂耳名副其实的老师。聂耳生于云南玉溪,他的口音带有浓浓的“云南味”。黎锦晖曾建议聂耳:学作曲要先从国语学起、从注音字母学起。普通话正了,歌曲才不会有倒字现象。


  聂耳后来成为黎锦晖所创立的明月社的领导小组成员。1932年,外忧内患,国难当头,他化名“黑天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黎锦晖和明月社歌舞。聂耳的反戈一击引起轩然大波,但黎锦晖并未正面回应。这件事当时以聂耳退出明月社而告终。


  除了聂耳之外,另一个人的背叛对黎锦晖的伤害更为深重,那就是他的妻子徐来。正当黎锦晖招来骂声一片,四面楚歌的时候,徐来离开了他。而徐来,就是黎锦晖捧红的歌星之一。


  其实黎锦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流行音乐之外,他在儿童歌舞剧、音乐教育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在当时可谓独步。


  他于1928年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滥觞。随后,黎锦晖先后创作了《麻雀与小孩》等11部儿童歌舞剧,和《好朋友来了》等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


  黎锦晖一生以“通俗”、“平民”和“流行”作为自己的使命,他曾情真意切地指出:“我将永不舍弃天真的小朋友们,仍旧努力工作下去。我也永不能得‘音乐程度较高的赏鉴者’和‘音乐专家’的原谅,但在大多数民众赏鉴音乐的程度尚未能那么样增高时,有人供给这样的‘不违背音乐原理’,‘旋律并不难听’,‘内容不含腐恶下流的成分’的歌舞剧,也可以说‘慰情聊胜于无’吧!”(《〈小羊救母〉序言》,载《小羊救母》,中华书局1930年12月版)


  这是一种孤独的心声。在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娱乐观念普遍觉醒之前,始作俑者的这种孤独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黎锦晖还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


  他举办的一系列国语讲座,以“美”和“爱”为甘露,有意识地把音乐渗透在一切的教学活动中,所以,他在语专设立附属小学,并组织宣传队推广国语,还设立歌舞部。


  在黎锦晖看来,“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如果用白话歌曲来辅助教学,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认为,小学生生性好动,与其让他们调皮捣蛋,还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排练歌舞,锻炼语、体,通过剧中情节,陶冶儿童情操。


  而这一切仿佛都在那个时代被视而不见,可以说,除了妻子和学生之外,背叛他的还有那个时代。文革中,他被抄家,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手稿都毁于一旦。1967年2月15日,黎锦晖在孤苦无助中凄凉的死去。

 

周璇、王人美、黎莉莉们的民国经纪人


  当时上海几家外资大唱片公司,无不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荣,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把近代中国歌舞大王黎锦晖先生称为中国的“齐格菲尔德”。


  1934年,上海举行三大播音歌星竞选活动,黎锦晖培养出来的白虹、周璇获得前两名。根据发起者《大晚报》的“每天精彩播音”栏目记载显示,分属不同播音团体的歌星唱的歌,90%都是黎锦晖的作品。


  以“毛毛雨”为首的一系列卖座奇佳的乐谱,孕育并开拓出中国流行音乐这片全新的市场。在他之后,黎锦光、陈歌辛、陈蝶衣等一批词曲作家合力奏响了上海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在那个陈陈相因的社会里,掀起了中国流行歌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空前繁荣的滔天巨澜。


  黎锦晖好为人起名。周璇原名周小红,1931年联华歌舞班招考演员,黎锦晖觉得她是标准的江南妹子,音域虽然不宽,但嗓音很柔美,就把她收下了,跟着王人美学唱歌,并给她取了艺名周璇。


  王人美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对黎锦晖的人品有这样的叙述:“……他办歌专、美美女校和歌舞团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创出一条歌舞新路,培养一批歌舞新人。我们进美美女校,不拜师,不立契约,也没有人身束缚。”


  “黎先生供我们吃住,教我们歌舞。当我们能够参加演出后,每演一场,他都抽出部分收入,分给我们,名叫场费,还根据我们的进步情况不断增加场费,鼓励我们上进。黎先生培育我们成才,又允许我们离开明月社,从歌舞转向银幕,或者寻找更好的前途。”


  而黎莉莉更是认他为义父。1927年“四一二”后,田汉把中共早期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黎锦晖,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钱蓁蓁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并称歌舞社的“四大天王”。并认黎锦晖为义父,取名黎莉莉。后黎锦晖应邀创作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诗》,让黎莉莉、王人美主演,从此把二人领上银幕。


  对于这位德艺双馨的音乐天王,历史最终给予了公正的评价。2001年9月,文化部音乐司、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黎锦晖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黎锦晖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甚至有人指出:“纪念黎锦晖的意义超过纪念黄自、萧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