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那个年代的性与罪
１９７５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第二次握手》，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在那个年代，这些禁书背后，有着怎样跌宕传奇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１９７３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龇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３７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台下的受教育者们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１７岁还是１８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手抄本《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１９７５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１９７５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姚文元的“扫黄令”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１月７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以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１９７５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为什么硬要写？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各级干部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
当年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
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少女之心》：一个县城的追查
１９７７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这一天，二街道办事处主任杜华珍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少女之心》。
这５个少年自认为自己做得很严密——他们都只在半夜捂在被子里看那本手抄的《少女之心》。
然而，他们平时走在街上的眼风和举止，却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杜华珍找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５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幸运。
在反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小镇青年成长历程的电影《孔雀》中，主人公们的遭遇可谓是典型。
弟弟高卫强在复习功课时偷看一张手绘的女性裸体图，被保守而严厉的父亲发现后，把他拉到大街上暴打一顿。父亲一边打儿子一边绝望悲愤地哭喊邻居们出来，“看咱家出了个流氓啦”。半傻的大哥高卫国到学校找弟弟，竟跟着一个女生往女厕所走，被发现后遭到全校师生的追打。弟弟冲进人群，用雨伞把哥哥往死里扎。电影中，高家兄妹都是在这种迷蒙抑郁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地走过了青春期。
１９７７年冬至１９７８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少女之心》事件，而农村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多少年后，李万盛回忆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５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小县城邻水，令人欣慰地、平稳地度过了它在非常年代的“青春期”。
进入１９８０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力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１９８３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这一整天，陈卫东都惦记着书里曼娜和表哥的事，后悔没敢把那个小册子带到课堂上偷看。可当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时，他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
学校查过书包之后，陈卫东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同学中间又流行起著名妇科专家编写的“新婚性知识”。在电影《孔雀》中，２０来岁的姐姐也想看这种书，她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县新华书店去买那本《性知识手册》，自己又不好意思去买，就让十六七岁的弟弟高卫强帮她买。她托卫强去买书时无法说出口书的名字，于是有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要本书，两毛四，粉红皮，五个字”。
陈卫东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从１５岁看《少女之心》到１７岁时和初恋女友有了性的关系，从来没被人发现过，更没有被当成流氓抓捕过：“如果当时被公安局抓到了，肯定会说我是看《少女之心》，成了失足青年。”
无数看过《少女之心》的“陈卫东”们，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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