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妻再谈李立三
１９１４年３月， 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在她漫长的人生中，她与李立三偶然相识到历尽磨难，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到一位高贵的中国老太太，她的一生都与这个中国人和中国密不可分，随着李立三的际遇而牵连其中，随着中国的变迁而跌宕起伏。她为爱情而远行、为立三而坚守、为中国而留下，其间她面对流言蜚语、牢狱之灾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在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的精心照顾下，她阅读俄文报刊、说着俄语，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初识李立三
１９２８年我从七年制学校毕业，相当于读完中国的初中后，进入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有一天，我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时，看到标题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我马上跑去问责任编辑怎么回事。编辑向我解释说，这是打印错误，应该是《反对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在俄语中“列宁主义”和“李立三主义”属于近音词，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事故。我问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正对他进行批评。
两年以后，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１９３３年秋，我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在她家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小伙子，萨尔达的丈夫杨松向我介绍说这是李明，他也在共产国际工作。李明高高的个子、蓬松的密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时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口中含着水似的，我把他当成一个沉默寡言不爱开口的人，而我当时非常活泼开朗，乐于与人交往，像李明这样内向的人，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然后，我们都是在一些朋友聚会的场合交往，有萨尔达和她的丈夫、杨松还有一些其他人。
我们大家一起去郊外游玩，就在这样的场合下交流。之后他就开始认真地追求我，向我发动了“进攻”。
后来，我才弄清楚李明的真名是李立三。
１９３５年夏天，我从工农速成班毕业，决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一天，我在家埋头复习功课，电话铃响了，听到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请找丽萨。”原来是李明。他对到哪里去了含糊其辞，没有告诉我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去了，建立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的秘密交通站。
立三一直立志要改造世界，改变中国。他曾写了首诗：投笔效邦侯。他去程潜部队当了一个士兵。这样就是逐步走向了革命道路。立三是在长沙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发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就去应征了，跟毛泽东初次相交。然后，立三在安源领导了安源大罢工。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立三作为工运领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在１９２８年六大之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但年轻的立三却被胜利冲昏了头，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错误，这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他应召到莫斯科反省，被解除了中共领导职务，立三只身来到莫斯科，他走出雅罗斯拉夫车站时，没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客居异国的１５年漫长岁月。
与林彪、康生的“交集”
和立三结婚后，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并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在一个个神秘失踪。有一天，我们忽然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听到了枪杆子铛铛的撞击声，士兵穿着靴子咚咚的脚步声，他们要带走立三。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６日，门铃响起，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因他失去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只能依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活。１９４５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国。中央安排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设法促使苏方为我放行，希望早日团聚。
回国后，立三先后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重要职务。
当时，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２６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１６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我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从他那个角度他是很有分寸的，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４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一封未写完的信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
１９６６年８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检查”。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被揪到“批斗会”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针对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６月１９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家来，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６月２０日我和立三在批斗会上相遇。批斗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马上把我们押上车，但是不准交谈。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高兴了以为可能把我们两个人带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汽车走到府右街那里突然停车，叫我下来。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握了握手，然后立三说了一句“请多保重”。那边又有另一辆车，我坐上那辆车，就被送回北极阁三条，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和立三的永别。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８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着手拨乱反正，女儿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立三和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心里很欣慰，“李立三”这个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文据《新民周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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