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街上的西沙烈士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麦克阿瑟在卸任前的告别讲演中曾有这样一句话。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为了纪念１９７４年西沙海战英勇献身的济南籍战士郭玉东等１８名烈士，３０多位亲历西沙海战的老战士来到济南，在济南芙蓉街关帝庙树碑纪念。

　　３７年前，西沙海战打响，交战双方是中国与南越。如今，有多少人知晓那段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当年的那些年轻人究竟付出了什么？

“海上黄继光”的兄弟情：３７年前他们共同的家，在济南贡院墙根街１３号院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在济南芙蓉街的关帝庙里，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正在进行中。

　　上午１０点２１分，一群面容肃穆的老人，缓缓向“忠义卫国丰碑”鞠躬。他们都是亲历西沙海战的老兵，石碑上刻着长眠于西沙的１８位烈士的名字。在１８位烈士当中，有１５位生前在同一艘舰艇上当兵。这艘军舰的舷号是３８９。

    “他们都非常年轻，我大哥算年龄大一点的，有很多都是十七八岁。”郭玉山是这座关帝庙的所有者，也是这次纪念活动的召集人，他的哥哥郭玉东就在那场海战中牺牲了。

　　３７年前的这一天，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同样是１０点２１分，为了保卫西沙领土，我南海舰队的四艘战舰，痛击悍然来犯的南越海军，赢下了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这场战役，首开中国海军击沉外国军舰纪录。从此，中国牢牢控制西沙群岛。
 

　　１９５０年出生的郭玉东当时是３８９号扫雷舰的上士炊事班长，牺牲时年仅２４岁。他的牺牲经过，后来被战士们的回忆拼凑了出来：当时，３８９舰的机舱被南越海军的炮弹打出一个大洞，郭玉东身负重伤，但他仍以自己的身体堵住这个漏洞，不让海水灌入机舱，直至最后牺牲。他后来被追记一等功，并被称为“海上黄继光”。

　　到今天，兄弟俩阴阳相隔已经３７年了。记者面前的郭玉山，有着和哥哥极为相似的五官，只是和黑白照片里那张永远青春的脸庞相比，已然人过中年。

　　“３０多年了，现在才做纪念，确实有点晚了。但是不管晚也好，早也好，最起码能够找回一点心里边的平安。”谈起哥哥，郭玉山眼睛里有无法掩饰的泪光。他点上一根烟，摇摇头，“真不愿再提了啊……”

　　但几十年了，当年哥哥参军入伍时的情形，他仍然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早上，不到六点钟他就起来了，我家在贡院墙根街１３号院，起来以后，我一直把他送到武装部。”

　　郭玉东参军以后，每月都按时给家里写信，两年以后，也就是１９７３年年底，家里人又接到一封他来的信，说要回来过年，然后到三月份以后，一直都没有收到消息。

　　“母亲就感觉不正常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没有想得这么坏。也不敢想。”１９７４年３月，海军派人来到了郭家，告知郭玉东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牺牲了，郭玉东是家中的长子，也是母亲最为疼爱的，此刻突然接到噩耗，母亲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我母亲几乎就是崩溃了，大概有这么三年的时间，每天晚上两点钟，起来就是嚎啕大哭。而且每天一到那个时间就开始闹，每一天、每一天就这样闹，一家人也都很理解。”

　　随着时间的流逝，郭玉山明显感觉到，人们对于那一场海战的记忆，正在逐渐的淡忘。“刚才我在大门口，有一位不相识的人看到这个（纪念）碑，说了一句话，现在还有人想起这件事来？当时我眼泪就哗哗，实在是很难过。”

　　３０多年前，在西沙群岛那片湛蓝的海水，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斗？当年这些年轻人，又究竟付出了什么？

　　
当年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中，１８位烈士是如何为国捐躯的？而其他活着的英雄们，又究竟经历了些什么？

　　在那个政治狂热的年代里，参军是一件让全家人都感到无上光荣的事情。

　　“就抱着保卫祖国的信念，那个时候的人，思想确实比较单纯。”郭玉山告诉记者，大哥郭玉东是１８位烈士中唯一的城市兵，而对于许多农村的孩子来说，当兵也是一种现实考虑。

     “当水兵好，穿呢子服，穿皮鞋。”上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这批年轻人陆续离开了各自的家乡，许多人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当他们终于登上３８９舰，成为真正的海军士兵，一场海战已经悄然来临。

　　那是１９７４年１月，从这个月的１５日开始，南越海军的舰艇陆续入侵西沙海域，占领了永乐群岛中的金银岛和甘泉岛。在北京，中央军委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处治西沙问题的六人领导小组，准备展开自卫反击。这是解放军海军成立以后，第一次与外国军队的正式交锋。 

　　南越海军此次一共派出四艘军舰，都是美国军队在一年前从越南撤退时留给阮文绍当局的，最小的１０号都有千把吨，武器装备远超过我方舰艇。

　　１月１９日早晨，在中国西沙群岛的海面上，中国海军与南越海军共８艘舰艇，互相对峙，战争一触即发。３８９舰上的战士都接到了命令，决不允许先发制人。

　　２５年后，入侵的南越海军指挥官何文锷大校，在回忆录里记下了当天的天气状况。“天气开始恶化，低云密布，但是没有雨。”

　　到上午１０点２１分，这一片海洋的平静被打破了。南越海军发射的第一发炮弹，落在了３８９舰的甲板上，并立刻牺牲了一位湖南兵叫周友芳，“那一炮打来整个人全飞了，一块屁股在甲板上，那些肠子、那些肉，挂在栏杆下边。”许多人都是新兵，当炮弹突然在身边爆炸之际，本能的还会抱个头。但很快，甚至没有等待舰长下令，他们就立刻还击了。

　　在接下来的５０多分钟里，双方舰艇密集倾泻了上千发的炮弹。那是真正的枪林弹雨。

　　正值文革期间，这一场海战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政委拿着个喇叭筒，鼓舞战士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３８９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水雷兵班长王成芳被一枚炮弹击中了，抬他下来的时候，才看见腰根本抬不起来了，腰骨断了。

　　３８９舰上这群年轻的水兵们，开始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而接下来，由于被南越海军误认为是指挥舰，３８９舰受到了敌人１６号“李常杰”舰和１０号“日早”舰的集中攻击，燃起了熊熊大火。副机舱也被敌人的炮弹打出了一个大洞，海水瞬间涌了进来。

　　这时，舰长肖德万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下令撞击敌舰！其实，就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与敌１０号舰擦身而过后，艇长红了眼：用深水炸弹！在低速下发射深水炸弹，很可能会炸伤自己，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海战中，已别无选择。在深水炸弹的威力下，南越１０号舰终于被彻底击沉。

　　１１时５０分，冒着熊熊大火的３８９舰，在琛航岛抢滩登陆。

　　郭玉东当时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堵漏组长。战后，人们察看机舱时，发现郭玉东被烧化的血肉，在钢板上砌出一个人影来，仍然是那个堵漏的姿势。当时，机舱被炸弹引发的大火所吞噬，里面的战士全部都没能出来。

　　在这次海战中，我海军共有６７人负伤，１８人牺牲。但随着战斗接近尾声，南越海军很快发现，他们付出了比中国海军更大的代价。

郭玉山的寻访之路：如果说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是催人肝肠的悲壮，“渐渐凋零”就是悲壮之外难以言说的钝痛

　　哥哥牺牲以后，郭玉山向部队打报告要求参军，并获得了批准，他接过哥哥生前用过的钢枪，就在同一支部队里服役。他去看过哥哥牺牲的机舱，“甲板钢板都是变形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从部队退伍的郭玉山出了国，多年来一直在海外经商，但那场战争，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联络哥哥生前的一些战友，以及其他烈士的家属，一起去西沙群岛给烈士们扫扫墓。这个计划最大的困难之处在于，西沙海战已经过去了３０多年，许多烈士的家属已经很难找到了。

　　他到原来当兵的部队去过，试图找到线索。“部队首长讲，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他只能另寻他法。他开始在各大论坛发帖，可是他自己也不免心中打鼓，这样一个愿望究竟有可能实现吗？

　　带着希望，郭玉山踏上了寻访之路，第一站湖南。因为这里是整个西沙海战牺牲烈士最多的省份，占六个人。湖南的战友们向郭玉山提供了一些线索，其中一位叫杨松林的烈士，有战友曾经在西沙海战结束以后，到他的家里慰问过。

　　几经周折，在衡阳市区的一栋宿舍楼里，郭玉山见到了杨松林烈士的妹妹杨春桃，当年哥哥去参军的时候，杨春桃才十来岁。三十多年来，她一直背负着失去亲情的伤痛。

　　“有一次看电视里面说这些西沙群岛烈士，当时在家里我就哭了，从来没人讲他，我说人民还没有忘记他们呢。”由于经济原因，她从来没看过哥哥在西沙的墓。

　　接着，在湖南省的另一个叫做涟源的城市，郭玉东寻访到了３８９舰烈士石造的母亲李素凡。老人家今年８３岁了，在失去儿子的三十多年里，她常常是以泪洗面。儿子参军入伍前的那个夜晚，她至今都不能忘记。

　　“那天晚上我听到他哭了一晚上，舍不得父母，想着家里负担也重。”石造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四个弟妹，家中一共七口人，全要靠父亲种地来养活，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这样当兵就成为当时最好的一条出路。

　　在１９７４年的那个春天，当举国上下都在为收复西沙群岛而欢呼的时候，烈士的亲人们在承受巨大的悲伤的同时，也尝试去理解一些家国大义。

　　８３岁的李素凡说：在部队那里吃也没少、穿也没少，幸亏有毛主席，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你们部队的照顾。

　　直到现在，郭玉山已经寻访到大部分的烈士家属，虽然困难很大，但他也很执着。郭玉山的设想是，在寻访到所有１８位烈士的家属以后，他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长眠在琛航岛上的烈士们，３０多年了，人们不应该忘记。

　　郭玉山向记者提起了此前一直回避探访的３８９舰艇长肖德万，他曾带着一家２０多人，专程赶到琛航岛烈士陵园，在那里，他给他们拿最好的酒，最好的烟，守了整整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