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反省笔记”５０年

　　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之一，１９６４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至今累计印数已近１９０万册。但是，１９６４年版的《我的前半生》，并非溥仪的原稿，直至２０１０年岁末，那本曾经只供“１７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的真正的溥仪自传，才得以正式公开出版。

　　自交代材料“我罪恶的前半生”到“全本”出炉，历史在删削与增补中一唱三叹。

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命题作文”

　　 “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１９５１年，一位４５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了自己“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彼时，中国尚且在政权更迭的转型之中。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却了这个男人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时光拉回到那个年代。自１９５０年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到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被特赦，在这９年时间里，溥仪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１９５４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杜聿明最先给自己的反省材料起了个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很贴切很实用，便纷纷效仿。

　　溥仪并不擅长写作，但在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我的前半生》初稿，“看得见看不见的全亮出来”。溥杰后来回忆：“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

　　１９５９年底，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有关人员自刻蜡板，油印了几十本，送公安部领导传阅。１９６０年代初，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油印本赶印出４００本，供“１７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这个灰色封皮的内部资料其实就是一本悔罪书，“是一种反复唾骂自己的典型的狱中风格”。

　　人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和政权更替，还有一个帝王在巨变之中的不知所措和极度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在５０年前的特定政治气氛下，注定它无法公开出版。

　　
从“忏悔录”到“报告文学”：被重新改写的自传

　　１９５９年，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本特殊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公开出版并翻译为外文。但无论是史实的准确程度、写作结构还是政治标准，这个粗糙的版本都必须被改写。这个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的身上。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溥仪特赦后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也在香山饭店开了房间。每天下午，两人见面，由李文达提问，溥仪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我发现他认罪悔罪的描述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是怎么发生变化的，看不出来龙去脉。”一个月后，李文达带着助手去往东北。近两个月的考察之后，他决定彻底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以写清溥仪到底如何“从人变龙、再从龙变人的全过程”。

　　这其中有李文达自己的设计，也有来自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不希望外国读者从书中看到新中国的监狱对溥仪有过大的压力。那时，正值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李文达全面脱产、专心写作。出版社对他的唯一特殊待遇是隔三差五能吃到一顿夜宵。

　　平静的写作过程持续了三年多。１９６４年３月正式公开出版时，这本超过４０万字的书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部全新作品，并最终从原稿中删除了十几万字，内容包括溥仪的离婚、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锅炉等细节以及对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描述等等。删节后的版本被称为“定本”，封面上的作者名只留下了爱新觉罗·溥仪，李文达甘居幕后。

　　从此，这本有着典型报告文学模式的书稿被当做溥仪的亲笔自传流传海内外。

　　
５０年后仍是“悬案”

　　从１９６０年代至今，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数超过１８０万册。一直到了２００４年，群众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开始提出是否能将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就的“灰皮本”和后来李文达改写的全本同时出版，以便能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全貌。

　　“我们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出全本。”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回忆。

　　２００７年１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发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删除的十几万字。市场热捧的同时，麻烦接踵而至。溥仪胞弟溥任的代理人声称书中恢复的内容暴露了溥仪大量个人隐私，严重伤害了溥任的感情。

　　从此这本书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官司纠纷。李文达及其家人、溥仪的在世亲属以及几家出版社全部陷入纠纷中。直到现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归属仍是悬案。

　　在全本引发官司三年之后，真正由溥仪撰写的“灰皮本”终于２０１０年岁末公之于世。

　　“我们想能给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知道这些事的老人们一个一个都没了，把这个版本出版了，也算抢救一段历史。”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说。

　　在“灰皮本”的结尾，这个曾对数亿中国人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写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我不能离开太阳，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