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主页 > 文化 > 旧闻 >

《浮生六记》手抄本的流转传奇

2011-01-23 16:22 《齐鲁周刊》/ 花蜜 /

    2010年12月20日,一份清代的手抄本原件在20分钟里拍出了1325万的天价,据说这是钱泳的手稿,里面有散失170多年的《浮生六记》佚文的一部分,并且,这里面有“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铁证”。

 

破烂抄本里的大“秘密”


   山西古籍商人彭令,高中学历,一口湖南口音,黑瘦矮小。


   2005年秋天一个凌晨,他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淘书,这里因是半夜交易,被称为“鬼市”。借助小手电筒的微光,他在故纸堆里发现了一个破烂的抄本,封面上“记事珠”三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轻轻地翻开书页,一手漂亮的好字映入眼帘,直觉让他迅速买下了此书。


   回家之后,彭令发现书中多处落款“梅溪居士钱泳”。钱泳,清代书画家,《履园丛话》的作者。《记事珠》中所录,其中有一部分题为“册封琉球国”的记载和许多关于琉球风物的详细记载。


   这些文字并未引起彭令的注意,他只是觉得,如果确实是钱泳所写,那么当是一份值得收藏的手稿。这个观点得到了北大历史学教授辛德勇的认可后,他将《记事珠》送到北京参加中国书店2006春季拍卖会,起拍价10万元。“幸运”的是,《记事珠》流拍。但流拍没几天,彭令接到香港一位神秘人电话,表示愿出高价希望他转让。他似乎从中嗅出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彭令开始细读《记事珠》,发现在钱泳的笔下,有这样一段文字:“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这被认为是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铁证: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查阅上文,其时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比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的年代足足早了76年。


  但彭令查阅文献,发现钱泳并没有出使海外的纪录,显然无法写出这样的见闻。而与此同时,手稿中摘录了同时代文人沈复的身世及《浮生六记》各卷的标题。这是否意味着,钱泳所抄录的琉球国见闻,出自《浮生六记》?


  
残本《浮生六记》:一桩民国年间的造假丑闻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一部自传体作品。全书共六卷,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130多年前的光绪年间,当一个叫杨引传的读书人在苏州的旧书摊上发现它的时候,最后两记是缺失的。但他给一些朋友看,“皆阅而心醉”,1877年,杨引传决定将这部残缺的书稿出版。他请自己的妹夫,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的晚清思想家王韬作跋,在上海申报馆以活字印刷出版。


  残本《浮生六记》在文坛引起了轰动。自光绪到民国,先后有十六七个版本印行,甚至有“小红楼梦”之称。然而缺失的两记,让人们始终抱憾不已。


  后来,林语堂将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并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过后不久,苏州便出现“全抄本”,笃好古学的出版界人士王俊卿宣布,他终于找到了《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的全文——但对足本的质疑从未停止。


  直到1992年,文史学家郑逸梅披露了足本的秘密:王俊卿自称发现的两记,是请一个叫黄楚相的寒士炮制而成。当初,王俊卿也曾找过他,但他“当时很拘谨,也不愿作伪,所以婉拒了。”


  
钓鱼岛疑云


  无论是《浮生六记》佚文,还是“钓鱼岛”,都是足以引发轰动的关键词。


  《记事珠》中抄录的文字,与沈三白的文笔颇为相似,而且史载1808年,朝廷下旨册封琉球国王,沈复作为太史的“司笔砚”也曾一同前往,因此有“中山记历”一卷。


  彭令的猜想与研究获得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教授蔡根祥。2009年9月,蔡根祥三次上书文化部,推荐《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或许是因为言辞激烈,有网友收集了蔡根祥这三次函文,取题“台学者炮轰文化部”。


  蔡根祥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鸡毛信”:“……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但是也有怀疑。


  中国社科院教授陈毓罴便认为,钱泳手抄本中所载《册封海国纪略》并非沈复手笔,“作者很可能是使团中另一位通晓音律的从客。”更有民间的研究者指出,彭令公布的佚文,有几处描摹文笔,都似乎模仿自清代文献《使琉球记》和《中山传信录》。


  这一场争论仍未平息,而且,质疑者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即否认这部手稿是“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证据。


  2010年7月,北京明证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对比,认为《记事珠》确为钱泳所写。


  201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册封海国纪略》作为第五记,收入《浮生六记》新增补本。出版社古籍部主任周绚隆说:“收入这一部分,并非肯定它就是沈复的佚文,而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同时书中也收录了1935年出版的五六两卷伪作,供读者比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