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之一：大藏家张伯驹

　　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

　　诸公子淌过风雨，尽管泥泞一身，仍能“笑看潮来潮去”；经历浮沉，尽管几度秋凉，仍能“乐尽天真”；冷赏风流，尽管和者甚寡，仍能“养素全真”，他们引领民国风骚数十年。虽人去楼空，然名声依旧，生气犹在。

名缰利锁本无缘：“末代王孙张大怪”

　　世事变幻，充满着偶然。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其人，《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

　　张伯驹１８９８年出生于河南项城阎楼，字丛碧，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

　　张伯驹７岁入私塾，９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象的有天壤之别，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计较谁的汽车豪华新潮，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还有，他出身官宦，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距离，认识而已，绝不深交，因此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对父亲创办的盐业银行，他虽然是掌握了大半股份的老板，却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有事找他，他一百个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你看着办吧。”钱财他是不缺的，所以也不屑于干那斤斤计较、毛票换大洋的繁琐俗务，而是把全部的精力和财产投入到了他的个人兴趣之上。

　　张伯驹从３０岁起，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这个时候致力于诗词，一生所作达数千阕，最著名的诗集要算《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１９２８年师从余叔岩学戏，登台常以“冻云楼主”为名，袁克文自号寒云，二人遂有“中州二云”之雅号。１９３７年，张伯驹４０岁整寿，办了场堂会，扮《空城计》里的诸葛亮，为他当配角的是谁？余叔岩、杨小楼、王福山和程继先，这都是当时的名角儿，赶上两个同台已属不易，这次居然四星汇聚！只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

　　１９２４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从故宫赶出之后，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书画——这其中有许多归了张伯驹。张伯驹本来在家里就锻炼了一副好眼力，通过收买大内的珍品，其鉴定书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了。最为张伯驹得意的收藏便是１９３８年得之于溥儒的《平复帖》。

　　
“真”公子的收藏传奇

　　早在１９３６年，张伯驹就得知溥儒所藏的韩干《照夜狮子白》被一上海古董商人买去，转手卖给了英国人，他知道溥儒还有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担心此贴会重蹈覆辙，遂立即与溥儒商量，请他出让。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２０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事情未成，直到卢沟桥事变后，溥儒因母亲去世，急需一笔款项，最后四万成交。张伯驹得此贴后，欣喜不尽，有日本人愿意出３０万大洋请他割爱，张伯驹以决不让国宝流出国外为由，一口回绝了。

　　１９４１年春天，张伯驹掌管盐业银行的上海分行，突然被一伙强人绑架而去，绑匪狮子大开口，要张伯驹夫人潘素拿二百条金子来赎人，谈判过程中，张伯驹虽然已经绝食多日，憔悴不堪，却悄悄关照夫人，宁肯死在这里，决不许变卖家中文物赎身。在此期间，虽有权贵重金收买字画，都为潘素所拒。

　　说起这位夫人潘素，也颇富传奇色彩。张伯驹早年由家庭包办娶了两房太太，在每年两次到上海查账的时候，他遇到了成为他第三个夫人的潘素。潘素是苏州人，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她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却不同流俗于一般的烟花女子，也是个被人视为“怪”的人物。张伯驹一见潘素，立时惊为天人，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可是当时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是国民党中将臧卓的囊中之物，于是趁天黑张伯驹驱车和朋友买通了卫兵，带着潘素迅速回到北方。婚后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之下，潘素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北京官方拿她的山水当礼品赠送铁娘子、老布什那些外国元首。这是后话。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婉拒了当局让他挑选的市长位置，只担任了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任上，他自掏腰包，尽其所能抢救了一批名品。如范仲淹的《道服赞》，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都是他变卖家当房产买来的。钱牧斋、柳如是的砚几百年后璧合在一起，也是张伯驹法眼鉴定后，成为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１９４９年以后，张伯驹收藏的热情未减，一次他看上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８５年：“是真名士自风流”

　　１９５６年，张伯驹将珍藏多年的书画精品献出，无偿赠给国家。同时还将李白《上阳台帖》送给了毛泽东。就在捐献《平复帖》等国宝后，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等近百名艺术家上书，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他热心地张罗着，却没想到麻烦正悄悄降临。

　　１９６７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７０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１９７２年年初，陈毅去世。陈与张本是好友，二人时常围棋手谈，诗歌唱和。张伯驹闻之，用他独创的鸟羽体，写下一首挽联：仗剑从云作千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魂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伯驹把挽联送给张茜时说：“写这副挽联，只是表达对陈老总的哀悼，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道：“本来我也没什么顾忌，陈毅死了，我更不怕什么了，我一定要挂出去。”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偶然间被毛泽东发现，大加赞叹。张茜趁机把张伯驹的困境介绍了一遍，很快，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住房户口自然迎刃而解，他终于在首都合法地住下了。

　　后来，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回忆道，父亲曾经对张伯驹很不理解：“——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１９８２年２月初，饱经沧桑的张伯驹突然因感冒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潘素向医院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２月２６日，张伯驹辞世，享年八十五岁。

　　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所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刘海粟论及张伯驹的学养时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算是给张伯驹的一个确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