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8000山东干部接管浙江

  　７月１１日，由山东影视集团出资并拍摄的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献礼剧《南下》在上海顺利杀青。由此，１５０００名山东干部南下江南，尤其是８０００名山东干部接管浙江的历史，第一次以影视剧的方式浮现在人们面前。

一走，就是６０年

　　晚年的时候，吴玉英老人仍然保留着一个习惯：喜欢吃煎饼卷大葱。１９４９年，才２０多岁的他，和年轻的同志一起，从山东老家出发，跟随部队打过长江，从此扎根浙江。这一走，就是６０年。

　　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５．３万名各级干部，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东局抽调１５０００名干部，完全由山东负责，随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

　　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９年２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１５０００人，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１９４９年２月，吴玉英和山东惠民地区千余名年轻干部，离开了家乡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出发的时候，这些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

　　５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吴玉英所在的三支队四大队，最后被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为此，早在１９４９年２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浙江——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

　　全国刚解放，土匪、国民党军的零星部队还大量存在，部队继续前进，城里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每个干部都发了一支手枪。

　　一天夜里，吴玉英因为工作，留宿在当地村子，住在村里“堡垒户”家里，为了安全、也不想老乡太危险，干部们一般躺两个小时，就起床赶去另一个“堡垒户”家。

　　就在这天晚上，土匪闯进了村里。老乡赶紧把吴玉英藏在猪圈上方的柴火堆里。土匪在老乡家搜查，抓住老乡问：“北佬（指北方来的南下干部）有没有？”

　　老乡不肯回答，土匪搜了一圈什么也没搜到，就把老乡夫妇抓到了门外“假枪毙”。老乡妻子受了惊吓，后来身体一直不太好。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后，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渤海区）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了浙江各地，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来到浙江工作的山东南下干部总计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５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档案材料显示，在当时浙江的１１个地区中，有１０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浙江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

南下干部：现实生活上的改变

　　临朐人王振远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随着８００余人的队伍抵达嘉兴的，适值夜深阴雨。这批在北方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成为嘉兴第一批人民公仆。

　　历史给浙江第一批人民公仆的注解是：“地、县（市）领导机构的成员，以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为主体，并有苏浙皖支队和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参加。”

　　南下之前，他们和当地老乡的关系是：进门拉着上坑唠嗑；出门帮着担水洒扫庭院；一个馍恨不得掰成两半分着吃。但来到刚解放的嘉兴，跟老乡的关系却和北方解放区有很大不同。

　　这个过去扛枪杀敌的北方汉子，需要面对的是一系列他“不熟悉”的工作。“我们去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的时候，人都跑掉了。当时我负责接管的４个部门里，只剩下一个伪参议长还没有跑。他看到我好像很害怕很惊慌的样子。我就让他对伪参议会的情况具体交代，他说他毫无准备，提出要回去准备准备。结果第二天去找他，跑了。”

　　如果说，南下为的是改变当地的面貌，那么，参与者本身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改变，这其中包括现实生活上的。“饮食不一样，水土也不一样，湿气、脚气跟着来。以前是馒头、小米饭，这里一律是大米稀饭。语言也不通，城市还好些，到农村做社会调查都很困难，我们就带上本地人去。”
　　从１９５１年冬到第二年春，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发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地区成立了一个‘三反人民法庭’，专门处理这些贪污案子。第一个案子，是有一个叫陈泽民的南下干部，被人揭发他跟私人粮食加工厂的老板有联系，收受贿赂，手表啊，钢笔啊。在北方都是清清爽爽的，到这里来怎么贪污了？”

　　１９５４年夏天，在内政外交“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毛泽东吟下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只是一个个悠远的历史名词，但对于王振远来说，却是一件件亲历的事。１９４０年，１８岁的他投身革命时，理由是国民党不打日本鬼子，共产党打。近６０年后，临朐县编了本县志，老人专门托人去买了一本，才知道有些人早成了烈士，他还一直盼着能有再聚首的机会。

（文据《今日早报》、《嘉兴日报》、《大众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