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公费医疗
许多古人文集中，都有《谢赐药表》一类文章，颇似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期发放防护药品。而事实上，自秦汉以来，随着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古代的“公务员”们便享受着公费求医问诊的福利。
古代的京朝官吏们有着怎样的公费医疗待遇？
官阶不同，各有定点医院
熟悉《红楼梦》的人一定记着这样一个现象凡荣国府里的主子们生病，照例都是总管房差人去传太医院的王太医或张太医出诊。第四十三回里，贾母偶感风寒，“穿着六品服色”的王太医来了。王太医为贾母诊脉处方后，又应邀请，顺便为贾琏的女儿巧姐儿看病，还说回头“我送点丸药来”，态度极为恭敬。因为贾母，既是贾赦、贾政两位勋贵京官的母亲，又是当今皇上小老婆的祖母，双重身份，所以得享受太医院的优质服务。
追根溯源，古代公费医疗在体制上的支撑点，即所谓“医在王官”，就是医药行政、医疗组织和医学教育的主导权，都归政府掌握。据《周礼·天官》记载，这个制度远在西周就已经确立。秦汉以来，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到了唐宋年间，已经相当成熟。
唐宋规定，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除了京官，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患病，就请他们治疗。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
皇帝包办医疗让宰相送命
国家除包干官吏的医疗之外，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还可经常获得以皇帝名义赐给的各种时令保健防疫药物。许多古人文集中，都有《谢赐药表》一类文章，领到恩赐药品后，要照例履行一道上表感谢的手续。这一制度与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期发放防护药品很相似。
我们现在请病假，都要到指定的公费医疗就诊医院出具病假证明，而古代的机关考勤与医事制度关系不大，这也就让一些官员有机可乘。比如有的官员投机取巧，嫌眼下的职务不好，或犯了法害怕暴露，这时候他们便请求病退，以后再找机会复仕。遇到这种情况，照例要有医官参与“体量”。为防止地方上的医官通情作弊，通常都是中央医疗机构派专家主持会诊或体检。
由于体制原因，古代的医疗组织不可避免地染上浓郁的衙门色彩。所以在看似得益公费医疗的士大夫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叫“宣医丧命，勅葬破家”。后半句是说皇帝助办丧事，这里从略；前半句的意思是：假如是太医院掮起皇恩浩荡的招牌给你诊脉处方，你的病多半是没治了。
这种行政包办医疗曾经让一个宰相送命。北宋哲宗时，已经退下来的老宰相韩绛生病了，太医院医生出诊，当然少不了宦官“陪同”。皇帝听汇报，听说韩老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提举翰林医官院”得旨，逐级传达，主治太医敢不遵旨？结果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送了命。此即行政行为包办医疗实践的典型个案。
衙门式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机制，客观上抑制了公办医疗的水平提高。隋唐以后，随着私人行医的逐步放开，许多有志于通过广泛实践提高业务能力的医学家，都不肯窝在医官的圈子里。明代李时珍在太医院里仅干了一年便托病辞职，就是著名的一例。
太医走穴成巨富
人情处方，索取红包，营私走穴……许多太医靠兼办私人诊所成为巨富。
以两宋举例，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
隋唐以后，随着私人行医的放开，一般医官也允许在当值时间以外“走穴”。《清明上河图》画卷末端，就有“赵太丞家”的私人诊所。所谓太丞，即太医丞，相当于中央医学院副院长，北宋时的官阶是从八品，到南宋时更降为正九品。可是你看画卷中他的住宅兼诊所药铺，十分堂皇阔绰。
当时很多太医通过搞第二职业成了巨富，反而忽略了本职工作。太医们除了看病之外，还兼卖药，其药品货源，就是官办药局体制内的一个黑洞。偷盗、调包，无所不用其极。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如此一来，公费医疗的质量明显下降。明清之际，士大夫有“京师十可笑”的说法，都以京朝机构为取笑对象，其中有一条是“太医院药方”，意为官医的公费医疗，已经流于形式。存心要治病的，与其贪公费便宜，还不如去他们的私人诊所看“专家门诊”。
统而言之，历代各朝，规模不同的公费医疗和公共药政，结果都难免陷入千疮百孔的泥沼，成为国家财政漏卮的一个大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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