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儒将” 杜聿明(2)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日蒋介石改派罗卓英上将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由罗卓英负责协调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之间的关系。

    第２００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杜聿明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拒做印度难民，差点走不出野人山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３日，英军决定撤出缅甸战场。此时的英军已经毫无斗志，一退再退，西线英军更是不告而退，远征军陷入三面被围困境。

    当天，中、英、美三方指挥官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首先宣布：英国准许中国远征军到印度避难，但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杜聿明对这一带有侮辱性的“邀请”极为愤慨，当即站起来说：“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说罢戴上军帽，凛然退场。

    当远征军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之时，当时的新３８师师长、美国军校留学出身的孙立人选择了进入印度这条损失最小的撤退线路。而作为一名中国将军，杜聿明必须“讲政治”。他遵守了蒋介石让远征军撤退回国的命令。

     １９４２年５月，杜聿明带领剩下的４万远征军残部撤进了缅甸北面险恶重重的野人山。

    缅北的５月烈日当空，白天的温度已经高达４２度。杜聿明所率部队头顶烈日，背负沉重的武器，队伍好像一条精疲力竭的灰色河流沿着河谷公路缓缓行进。一路所经之处，无不森林蔽天，蚊虫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原始丛林中，充满了中国军队无法想象的死亡危机。

    对杜聿明来说，在他已经度过的二十年戎马生涯中，再没有比此刻心情更复杂、更凄惶的时候了。而从现在看，六十七年前的这个５月，也是中国远征军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也感染了重病，几乎殒命，而第２００师师长戴安澜正是在此时被日军伏击，重伤殉国，牺牲时年仅３８岁。第２００师不忍师长葬身异国，一路抬着师长的遗体转战缅甸的高山丛林。大概抬了两三天以后发现尸体腐烂了、流水了，他们就找来一些木头做了个简单的小棺材，把戴安澜的遗骨安放进去。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杜聿明终于率部队于１９４２年８月走出野人山，到达印度边境的一个小镇利多镇。进去时的４万多人，走出野人山时，仅仅剩下８０００余人。

    杜聿明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不仅没有给杜聿明处分，反而擢升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一念之差铩羽而归  名将饮恨终身

　　如此惨败，却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事实上，这也在情理之中。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一般战场指挥官都很难避免错误，因而如果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仍能根据判断准确行动，当属极少数的名将了。而杜聿明显然战场感觉比较敏锐，从后来远征军惨败的结果看，杜聿明的判断很多次是当时危机情况下最切合实际的选择。遗憾的是杜聿明虽然具备超越常人的“内在的微光”，却缺乏“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最大责任是１９４２年４月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 

    一代名将终因一念之差，铩羽而归，饮恨终身。

    １９６０年７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彼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１９８１年５月７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７岁。悼词中这样评价他：“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

　　杜聿明（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９８１年５月７日），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中国抗日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任第５军军长，率部参与桂南会战，获昆仑关大捷。１９４２年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出征缅甸抗击日军。１９４９年１月９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获得释放。１９８１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