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离世：百年越剧的“她”时代
２月１９日，一代越剧名家袁雪芬去世。她生前最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梁祝》却始终回响在空中。一位越剧人说：“袁雪芬老师身处的这个时代对百年越剧而言，是不可替代的。”越剧是在新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情感和在缠绵悱恻中隐蔽传播着的人性，使它完成了由乡下人的自娱自乐到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蜕变过程。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越剧，还会走多远？这也许是一个不止需要越剧人叩问的文化命题。
从“的笃班”到不可替代的“她时代”：情感和人性的胜利
１９０６年，在浙江嵊县东王村几个稻桶上铺的门板上演唱的男演员们肯定不会想到，过１００年，他们简陋至极演唱的几出小戏，能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戏之一。
那时候，这种说唱艺术没有正式名字，还叫做“小歌班”；因为伴奏的乐器也极其简陋，只有鼓板、胡琴等数种，“的的的”的，也叫“的笃班”。直到１９２５年，男演员们数次闯荡上海，一位擅长推销的剧场老板才正式给这种地方土戏命名为“绍兴戏”越剧。
这个出生在浙江东部农村的剧种，周围倒都是富裕之区，人文荟萃之地。闯荡失败的男演员们受了都市流行的“髦儿戏班”影响，教出了一班年轻女孩子，演出的都是才子佳人、民间伦理的戏。没想到，这群女孩子的演出，正好填补了都市里那些缺少文化生活的市民阶层女性们的精神需求。
戏曲评论家傅谨解释说，“当时的上海，市民文化发达，他们追求时髦，但是这种时髦又不能具有太强烈的前卫与先锋色彩，如此复杂并且苛刻的审美要求，只有在欣赏越剧时，才得以充分满足。”在这个意义上说，越剧的诞生与兴盛也就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
４０年代的上海，是海派文化高速发展的“孤岛”时期，那时越剧初会了红楼。据资料记载，越剧最早录制的几张唱片中就有：尹桂芳的《贾宝玉哭灵》、玉牡丹的《黛玉焚稿》和支兰芳的《黛玉葬花》。经历了小歌班、绍兴文戏男班、绍兴文戏女班、女子越剧等几个阶段，越剧从嵊州经绍兴、宁波、杭州到上海，逐渐发展壮大。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称为“改良文戏”。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是被称为越剧四大名旦的“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
５０年代，随着《红楼》《梁祝》《西厢》《祥林嫂》的上演，越剧达到全盛，它的影响力不仅波及全国，影响范围更仅次于京剧和话剧，据说仅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就能保证一场戏两周的票房。
文革后，《红楼梦》在１９７８年复演，越剧又红了。可此时的“红楼”已形美而神散，上海越剧院也呈出老态。直到１９８４年代以后，何赛飞、陶慧敏、茅威涛、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群青春美少女借《五女拜寿》走红，越剧界才有了一股新风。
以竞争者身份出现的小百花，至今仍保持着先锋的姿态；当家小生茅威涛９０年代后推出的几个戏，均超出了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改革界限，令小百花进入“后越剧时代”。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中国越剧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举行。从传统韵味的乡土戏曲到另样形式的演出风格，百年越剧不是发生一次剧变，而是集聚了其百年变迁的缩影。
“祝英台”的前世今生
越剧女小生茅威涛说：“袁雪芬身处的这个时代对百年越剧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回首中国越剧一百年的历程，她始终贯穿着“换血”的精神。无论是越剧女子科班争奇斗艳的异军突起，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越剧流派纷呈、男女合演的别开生面。
１１岁那年，袁雪芬想到柳岸村兴福庵里的“四季春”科班去学艺，遭到父亲的反对：“你若要去学戏，就不要认我这个爹”袁雪芬主意已定，什么也没有带，只拿了一把扇子就走了。
袁雪芬在上海红起来后，一批宁、绍籍的钱庄把剧场中间前９排的座位统统包下，对她大事捧场。袁雪芬知道这些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吃素”的办法把这些人挡在门外。她早就立了几条规矩：“过房娘”、“过房爹”不拜。１９４２年越剧改革开始，她又加了另外的规矩：不唱堂会，不拜客。１９４６年宋美龄派人邀请她唱堂会，她也以同样的理由婉拒了。
１９３９年袁雪芬随“四季春”戏班从宁波到上海演出，除了演出以外，还有机会看昆曲、话剧、电影，从中开拓了眼界，决心改革越剧。她用自己的工资请编剧、导演、灯光师、化妆师，支付布置道具等项开支。逐步做到演戏有剧本，排戏有导演，化妆用油彩。
１９４２年，大来戏院名小生马樟花被小报诬蔑，吐血而死，花旦袁雪芬气得罢演回乡。戏班老板为了请回袁雪芬，答应了她对越剧的改革要求。到《祥林嫂》公演，越剧完成了它的第二次巨变，此时的越剧被称为“新越剧”。
据说袁雪芬当时的工资高达每天一两黄金，她用这笔钱招聘编、导、音、美组成创作班底，观众一边骂她“离经叛道”，一边又忍不住要看她的新戏。渐渐的，他们接受了她《大仲马》的剧情，脱胎于京剧的声腔，“英格丽·褒曼”的表演，昆曲的身段，话剧的舞美，川剧的水袖；甚至接受了她“不许嗑瓜子，不许乱喝彩”的剧院规矩。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由于她在《香妃》中的表演——唱腔旋律淳朴、节奏多变、感情真挚深沉、韵味醇厚、委婉缠绵、声情并茂从此被誉为“袁派”。
谈及此事，她说“我们这一代没有一个人当初想创立什么流派，只想到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寻求最恰当的表现方式和音乐语汇，流派是后人认可的，其灵魂是独创性。”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被大家称为越剧的黄金时代。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袁雪芬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１９５３年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彩色艺术片，主要原因就是其主题。“当时我们拍摄了一些彩色纪录片，全部是阅兵式类的宣传片，所以毛泽东在全国会演的剧目中看上了《梁祝》，觉得是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又是民间传说，如果拍成功可以用于对外宣传，可以反驳当时攻击中国好战的国际舆论。”
作为外交武器的电影《梁祝》很成功，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用此片招待各国记者，受到了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四好”之好评，当时袁雪芬生病，范瑞娟独自出访，周围人冲着范瑞娟大喊“毛泽东，毛泽东”，那大概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中国人名字。
“后越剧时代”：越剧会走多远？
在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越剧就一跃成为仅次于国粹京剧的中国第二大剧种，对照曾经万人空巷为看越剧《红楼梦》，人人会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盛况，面临转折之路的越剧，对历史作一个回眸，也就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义。
“１００岁的越剧在戏曲门类中‘年纪’并不算很大，但是已经有些老态。走过了１００年的越剧，如今来到了瓶颈阶段，惟有努力寻求突围。”这是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团长郭国强对百岁越剧的判断。
越剧在现代多元生活中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它阴柔有余，阳刚不足，难以承载厚重的历史内容；它以女子演员为主，反串生行，无法直接演绎现代生活；它钟情才子佳人，极少触及社会深刻矛盾……
同样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文艺多元化趋势的呈现，将越剧置于严峻的考验之中。快餐文化的长驱直入，娱乐心理的急剧扩张，也使越剧的观众群体迅速分化，占有的市场比例更是日益减少。越剧，如何争夺观众，是一个大问题。
与此同时，越剧演创人员的转行与流失也是越剧发展的另一个瓶颈。２０年前，一出《五女拜寿》红遍大江南北，而其中有三朵年轻的小花更是因为此剧一夜成名——陶慧敏被谢铁骊导演相中成为电影《红楼梦》中的林妹妹；何赛飞成了妙玉，之后影视作品不断；李玲玉和白雪都曾在嵊州越剧艺术学校学习过，后来却成了演艺界响当当的明星。这些都在无形之中给了年轻学员一种价值取向：转行从事别的艺术种类要比从事越剧更容易名利双收。
越剧会走多远？再过１００年后，越剧还会存在吗，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半个多世纪前，袁雪芬进行越剧变革，创造了一个剧种的辉煌，而如今传统戏曲的衰败和清冷，则让人在缅怀那个时代的同时，心生了更多感慨和叹息。
这也许是一个不止需要越剧人叩问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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