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白鹿原》出炉记

　　虽然电影《白鹿原》迟迟未公布上映日期，但是目前已有近百位中国各界文化精英观看了影片3个半小时的初剪版，纷纷给予好评。

　　《白鹿原》所反映的既有庙堂文化，又有村社文化;既有上层文化，又有底层文化……还有性文化、饮食文化、土匪侠士文化等。如此结构庞大，跨域两代人的历史，要浓缩在一部电影里实属不易。而书中对床笫细节的描述差不多近乎极限，这些情节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又难以在电影中全盘展现。

　　它的艰辛问世，令人不禁反思：我们需要一部怎样的大片?在追名逐利的镜子迷宫里，什么才是国产商业大片理应追求的方向?

　　20年约稿催生“争议《白鹿原》”

　　1992年3月25日，西安火车站，陈忠实紧紧地握住了《当代》杂志洪清波和人文社高贤均两人的手。畅谈两天之后，他把一大包沉甸甸的稿子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手稿。

　　陈忠实后来说：“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底下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一部足以震撼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伟大作品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当然，这一切还要从一位叫做何启治的小说编辑说起。

　　1973年，何启治刚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出版社，恢复业务工作，分管当时陕西地区的小说组稿工作。就在同年冬季一个严寒的日子，何启治根据陈忠实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上约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向陈忠实发出了写作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约请。

　　20年之后的1992年早春，何启治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在信里，陈忠实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白鹿原》问世后，作品的倾向性和性描写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1997年5月，在天津评“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白鹿原》落选;在“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白鹿原》也落选了;甚至在1995年启动，1997年12月7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白鹿原》一开始也并未进入候选之列。

　　最后，老评论家陈涌的明确支持，为这部作品入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尤其强调，《白鹿原》的倾向性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的前一天晚上，陈忠实接到评委打来的电话，说《白鹿原》获奖了，但是大家对于其中的两句话，两个细节想征求你的意见，做出调整和修改。

　　陈忠实最终同意调整一下，删改了两三千字。删去了小娥把黑娃拉上炕的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小娥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描写。借这个机会，他又把文字前后顺了一遍。就这样，《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即便是在出版社内部，人们对《白鹿原》中性描写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编辑们为此数次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何启治的意见是拿掉其中两章，大概四五万字，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另一位副总编朱盛昌也表示同意，不能因小失大。

　　然而评论界，甚至读者对《白鹿原》的争议并未就此停止，非议甚至毁谤从小说发表到现在从来没有消停过。

　　赞赏者称它是中国的“民族秘史”、“一代奇书也，放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毁之者则指责它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性描写暴露等几乎将其贬得一无是处。

　　《白鹿原》的荧屏之“难”

　　如今，《白鹿原》已先后被改编为长篇连播、秦腔、陶塑、连环画、话剧、方言广播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然而影视剧的改编却艰难而迟缓，更令人不解的是，最早涉足《白鹿原》改编的就是影视方面。

　　1992年底，《白鹿原》在《当代》第6期刊出上半部，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热切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当即表示有意将之搬上银幕，并说要拿《白鹿原》为他的人生画个圈，至今未能践行。

　　正如业内人士认为的那样，影视版《白鹿原》的改编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原著中某些政治观点的艺术再现与改编者对原著文化精神的忠诚度等问题。

　　新时期以来，还没有哪部长篇小说的改编受到过《白鹿原》这样的挫折和重视。

　　1993年底，《白鹿原》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小说获茅盾奖后，陕西剧作家丁纪龙征得陈忠实同意将《白鹿原》改编为秦腔，2000年11月，秦腔《白鹿原》在西安秦腔艺术节上演出，效果相当好。2006年5月31日，历时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将长篇小说《白鹿原》搬上了话剧舞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7年6月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创的现代交响舞剧《白鹿原》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效果很好。

　　这些艺术实践鼓舞了影视人对《白鹿原》的信心。《白鹿原》改编的消息在媒体上传播了十几年。小说出版不久，西安电影制片厂就以不到3万元的定金买下了《白鹿原》的影视拍摄版权，后因各种原因被搁置。

　　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正式与陈忠实签订了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但上报过程并不顺利：2004年获得准拍证，2005年获得剧本立项，编剧芦苇2002年着手改编，翌年拿出了第一稿，2007年7月第四稿脱稿。

　　电影总制片人、紫金长天传媒集团总裁王庆勇表示要把《白鹿原》拍成一部“艺术史诗片”。然而，8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与西部电影集团主办的电影《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证会”在京举行，对芦苇的第四稿进行论证。

　　为电影剧本举行专家论证会的事，在国内并不多见，专家们一致认为，《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性的作品，也是一部主题思想深刻丰富、情节结构宏大复杂的现实主义优秀之作，更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挣扎、抗争、奋进命运的史诗。改编成电影是大家期待的一件大事。

　　芦苇的第四稿根据电影叙事的要求，对原作的故事线索、人物、情节进行了删节、集中和改造，主要人物由20多个删减至7个，朱先生和白灵被删去，结构上以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及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为主线，剧本没能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评论家何西来认为，剧本的史诗艺术氛围和史诗的胸怀整个是缺失的。小说中朱先生、鹿兆海、白灵被称为“白鹿精魂”，白鹿精神集中体现在这三个人物身上，而且朱先生和白灵是小说中少有的有生活原型的人物。

　　删去这两个人物，虽然《白鹿原》故事性更强，矛盾冲突更加集中，但维系关中民间精神生态系统的白鹿精神却无法得到完整的体现，原著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影视改编的瓶颈所在。

　　我们为什么需要《白鹿原》?

　　现实是，即便《白鹿原》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却已经作为经典进入了中国文化记忆。那么，是什么让《白鹿原》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部作品呢?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处在灞河、浐河之间，依山傍水，自然环境独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十三代古都长安尽收眼底，白鹿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

　　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忠实在白鹿原畔，猝然展开一轴活生生的浓墨重彩的白鹿原历史画卷，画面上笔酣墨饱，元气淋漓，拙朴厚重。

　　《白鹿原》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前半期，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三、四十年代的国共斗争，在小说里，陈忠实以讲述话语的求实态度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中华民族多难的行进历程，所有这些都足以给读者以多维的启迪与多向的思考。

　　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作为题词：“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忠实是写出了白鹿原这块土地沧桑50年的“秘史”，《白鹿原》的问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起“泄密事件”，一个民族50年的秘密从此大白于天下。

　　而强烈的真实感是《白鹿原》获得成功的又一原因。《白鹿原》带给读者的那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冲击力迄今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陈忠实写出他心目中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心灵真实，写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生活的原生态。

　　厚重而神秘的民族文化，多变而艰难的民族生存，当这两者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实实在在的事件背景展现出来时，一切奇迹都有其出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