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白鹿原》

　　9月13日，电影《白鹿原》即将公映。作为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自诞生之日起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议之中，而电影《白鹿原》历经的坎坷也数不胜数，审查一波三折几近毁灭。

　　它的艰辛问世，令人不禁反思：我们在期待什么，又为什么要期待这样一部电影?

　　跨越20年的《白鹿原》

　　1988年早春，陈忠实回到了老家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在老家大门前不过10米的街路边，陈忠实亲手栽下一棵食指粗的法国梧桐。他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还做了两个书架。陈忠实坐在家里，写下了第一行字：“锅锅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写正式稿时，他把绰号“锅锅”改成了他的姓“白”。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连他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但从酝酿到完成，却跨越了长达20年的悠悠岁月。

　　这一切还要从一位叫做何启治的小说编辑说起。

　　1973年隆冬，某公社副书记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会议结束散场时，刚刚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拦住了他，此时的何启治已经读过陈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的首部作品———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可以再加工成一部长篇小说。

　　推着破自行车站在小寨的街道旁，陈忠实思绪一片茫然。他觉得，自己刚刚发表了第一个短篇，马上写长篇小说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但何启治说话的内容、口吻和神色，都让他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

　　由此，两人开始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何启治对陈忠实说，你一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

　　20年之后的1992年早春，何启治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在信里，陈忠实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两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次约稿足足跨越了20年时间。

　　1992年3月，西安，陈忠实把一大包沉甸甸的稿子交到何启治手里，这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手稿。此时，他栽下的那棵法国梧桐，已经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

　　陈忠实后来说：“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底下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一部后来震撼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作品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年，陈忠实50岁，而这却是他的长篇处女作。

　　艰难改编路：“《白鹿原》里的性，恰如鲁迅评《红楼》”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处在灞河、浐河之间，依山傍水，自然环境独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十三代古都长安尽收眼底，白鹿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

　　《白鹿原》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前半期，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三四十年代的国共斗争， 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忠实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笔酣墨饱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开了一轴活生生的浓墨重彩的白鹿原历史画卷。

　　作为一时风行全国，至今仍畅销的著作，《白鹿原》的各种版本销售达150万册，几乎承载了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但作为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它自诞生之日起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议之中，究其原因，却恰如鲁迅评《红楼》：“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的前一天晚上，陈忠实接到评委打来的电话，说《白鹿原》获奖了，但是大家对于其中的两句话，两个细节想征求你的意见，做出调整和修改。

　　陈忠实最终同意调整一下，删改了两三千字。删去了小娥把黑娃拉上炕的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小娥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描写。借这个机会，他又把文字前后顺了一遍。就这样，《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评论界，甚至读者对《白鹿原》的争议并未就此停止。赞赏者称它是中国的“民族秘史”、“一代奇书也，放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毁之者则指责它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性描写暴露等几乎将其贬得一无是处。

　　新时期以来，还没有哪部长篇小说的改编受到过《白鹿原》这样的挫折和重视。

　　1992年底，《白鹿原》在《当代》第6期刊出上半部，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热切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当即表示有意将之搬上银幕，并说要拿《白鹿原》为他的人生画个圈，至今未能践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标准依然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1993年底，《白鹿原》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如今，《白鹿原》已先后被改编为长篇连播、秦腔、陶塑、连环画、话剧、方言广播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然而影视剧的改编却艰难而迟缓。

　　我们为什么期待《白鹿原》

　　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作为题词：“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正如业内人士认为的那样，影视版《白鹿原》的改编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原著中某些政治观点的艺术再现与改编者对原著文化精神的忠诚度等问题。

　　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正式与陈忠实签订了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但上报过程并不顺利：2004年获得准拍证，2005年获得剧本立项，编剧芦苇2002年着手改编，翌年拿出了第一稿，2007年7月第四稿脱稿。

　　同时，媒体也在上演车轮大战。 “先宣布一个导演，过几天再换一个，好像把所有能说的导演都说了，我估计他都没找人家。”当《白鹿原》最终找到导演王全安的时候，他回绝了。接着就拍《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团圆》2010年在柏林得了最佳编剧奖，舞台灯特别亮，王全安当时心里面特别温暖。他的念头是：这下，我可以好好拍电影了。

　　正如白鹿原子民多舛的命运一样，电影《白鹿原》从开拍到之后，注定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故事。从内蒙古海拉尔开机，到柏林电影节首映，按照王全安的话说，这比电影还要好玩儿。

　　仅从时间上，《白鹿原》便经历了：《白鹿原》从300分钟到220分钟再到现在的160多分钟的变迁。大量情色镜头自然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海报中，一片金色的麦浪中间，田小娥与黑娃赤身躺在高高的麦垛中偷欢。

　　《白鹿原》构架庞大，情节跨域两代人的历史，要浓缩在一部电影里实属不易。而书中对床笫细节的描述差不多近乎极限，令男人读了血脉喷张，女人读了满脸火辣，这些情节又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难以在电影中全盘展现。在众多导演对这部巨著望而却步的时候，曾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王全安坚持了下来。

　　如今谈到这部电影的情欲戏，王全安说，《白鹿原》的情欲戏是得体的，高雅的，同时也是强烈的。

　　现实是，即便《白鹿原》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却已经作为经典进入了中国文化记忆。那么，是什么让《白鹿原》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部作品呢?

　　厚重而神秘的民族文化，多变而艰难的民族生存，当这两者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实实在在的事件背景展现出来时，一切奇迹都有其出现的理由。

　　“可能我们过去定义电影是一个宣传的工具，在被转化、剥离这层含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晰。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妥协中、融合中、碰撞中，一定要向前的。”王全安的回答颇为意味深长，“尽管《白鹿原》这样一部九死一生，最难拍的电影，跌跌撞撞过来，甚至波折到电影节，就正像这个电影里边所反映的一样，我们过来是如此的不容易，但是依然还在向前。”

　　《白鹿原》试映后，不少意见领袖都发出了“中国太需要这样一部电影”的感慨。

　　2月15日，第62届柏林电影节迎来了唯一一部参与竞赛的华语电影《白鹿原》，有德国记者告诉王全安，这是他第一次忘了在看中国电影。他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王全安说：“太棒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尽管这部“里程之作”代表中国远赴柏林“擒熊”，在国内却一波三折令人反思，但还好，它终于来了——重读《白鹿原》，也是在重新发现一段生命的史诗。走过近20年，无论是最初的删节还是如今在银幕上的重生，《白鹿原》没有像白鹿村一代又一代人那样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