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我看煤矿死亡率

     这些天来，王家岭煤矿悲喜交加。每逢矿难，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媒体舆论，都纷纷拿出“药方”，来医治我国带血的煤。

　　我们不妨放宽视野，把目光转向国外——英国的国家煤炭博物馆资料室里藏着一组数据：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英国每年每２００名煤矿矿工中有１人死亡；２０世纪初，每６００人中有１人死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每１０００人中有１人死亡。问及英国煤矿现在的安全情况，一位老矿工说：“现在，英国煤矿每年死亡的矿工人数为零。２００５年为零，２００４年为零，２００３年为零……

    从英国煤矿“零死亡率”管理制度，来查找国内管理制度的不足之处，以完善其极其脆弱的管理体系。否则，换来的只能是安全工作的一纸空文和矿难悲剧的频频上演。

如果用每百万劳动小时死亡率作为比较的指标，中国仅比美国多出４１％

　　记者：你在矿难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要用百万劳动小时的死亡率来衡量中国矿难问题。

　　何祚庥：这不是我提出的新观点。而是我托了一位朋友，到美国的网站上查美国矿难问题，美国网上有这一概念：说美国过去每百万劳动小时的死亡率也是较大的，现在就逐渐下降。他们还提到１９０７年，西弗吉尼亚州的一起煤矿事故，死亡曾高达３６０多人，后来美国开始重视煤矿安全生产问题。

　　我觉得这一概念很有价值，就用来具体估算一下当前中国和美国的每百万劳动时间的死亡率，结果发现，两国的百万劳动时间的死亡率处在同一量级，中国仅比美国多出４１％！这就是说，在矿难安全问题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很大差距。

高风险的煤矿行业，相对于人类的自然死亡率，仍属于较小的死亡率

　　记者：既然美国的煤炭行业也是高风险的行业，为什么还有近１０万人参加到矿工这行业中来？

　　何祚庥：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仍有人从事这一高风险的行业，而且人数达八九万之多！这涉及美国的生活水准、工资水准、就业环境以及风险报酬等等复杂因素。但是，中国的普通农民为什么接受这一高风险行业的工作，这的确要具体分析一下。

　　当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是７０岁，也就是每一位中国人大约生活了７０×３６５×２４＝６１３２００小时后，就将平均地面临死亡。死亡的原因有很多，有不可抗拒的自然死亡，也有来自工伤事故，流行性疾病等意外的死亡。中国在解放前的人均寿命约是３６岁，现在是７０岁，美国约是７８岁。对于中国的采煤业来说，每百万劳动小时的死亡率约是０．２６６人，而一位矿工终身参加井下劳动的时间大约是６００００小时（注：２０年×３０００小时）。

    所以，参加采煤工作的矿工，由于井下作业而增加的死亡率是０．２６６×（６００００÷６１３２００）＝２．７％。但是，如果不参加采煤工作，那么由于贫穷、缺医少药、缺乏营养等因素，而引起的“意外死亡”的死亡率，将比２．７％高出很多！不见得每一位参加工作的矿工们都知道这里的计算，但是，他们都懂得趋利避害。这就是：“要不我们怎么养家糊口，怎么给孩子交学费？”

社会的发展，必须选择“最小的牺牲”

　　记者：社会的发展是否总要以增加某些死亡率为代价？

　　何祚庥：不！社会应作出选择，选择“最小的牺牲”。不要以为“选择最小的牺牲”，不遵循人道主义。因为没有这种“最小的牺牲”，就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会带来更多的生命的“非正常死亡”。

　　譬如说，停止煤矿的生产，当然就可以做到每年少死６０００人；但是你还需要核算一下，没有煤的供应，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中国也可以停止煤矿的发展，但是，国家将如何解决每年新安置多达２５００万人就业的问题？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矿难是不可避免的？

　　何祚庥：不仅是中国。在当前条件下，美国煤矿的矿难也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美国煤矿里的每百万劳动小时的死亡率比中国小一些。你看，美国“１９９５年死亡４６人，２００１年死亡４１人，２００２年死亡２８人，２００５年仅为２２人”。至于中国，“２００３年死亡６４３４人，２００４死亡６０２７人，２００５年死亡５９８６人”。不论美国或中国，在煤矿安全的问题上，其“不安全性”，都在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