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指数与文明的疾病——群氓时代

　　中国人的教养，似乎已成为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近日，从“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到由海洋量子号邮轮更改线路造成的纠纷，直至日本有电视台为探讨中国游客为何容易成为失格旅人，特别前往浅草及富士山两大观光景点采访。

　　中国在进步，把过去两个世纪里输掉的繁荣和尊严赢回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少中国人体现的国民气象是丑陋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笔下所提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群氓，像显微镜一样将我们这个社会肌体上已经病入膏盲的某一段放大给我们自己看，化自身为药汁为这个世界消毒。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当我们直面纷扰杂乱、血肉模糊的现实筋脉，如何找到一把疱丁的刀?检讨从有所共鸣的那一刻，就伴随着几近自我否定的刺痛。百年更变，悠悠岁月，时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区别?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沦为阿Q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自我和解并与世界和解的道路?

　　(本专题12-21页)

　　定义群氓： “平庸的邪恶”在众声喧哗的年代

　　这些年来，“中国游客”已成为一个独立词条。曾经有媒体在一千五百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调查，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而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不时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

　　“中国问题现在已变得远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问题了，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世纪，它将是一个比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1892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为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在英美再版写这个绪论时，尽管已经预设了长远的100年，还是没料到预想的还不够远。

　　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为何在“游客事件”中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新华社发评论文章批评涉事乘客“假国家的名义施压”，“让全体国人都替他们‘背了黑锅"。而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

　　群氓，在百度百科中定义为“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缺乏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而“法不责众”则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掩饰，因此，他们的谬误既是个体的谬误，也是群体的谬误。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互联网的发达，既放大了公民在现实及虚拟空间里的言行自由，也放大了同样一个群体的群氓效应。电影《搜索》便呈现出一个充斥叫骂和自恋，众声喧哗的年代;网络时代的群体暴力和煽情，取人性命，置人神坛有如探囊取物，又如掌上观文。作家梅毅的《群氓时代》则旨在揭示当今中国人的思想现状：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人群中这些浮躁而盲动的思想状态，是一个“群氓时代”的标志。

　　“裸奔”的道德：文化断层与被时代裹挟的群氓

　　群氓是个局。有人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人性”向“奴性”下移，人的权利被剥夺，自我认知也趋于“精神矮化”，人于是变得“屌丝化”。从最开始的抵抗到麻木，然后到合谋，最后成为时代的帮凶。

　　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儒家的这一套，我们曾经很在乎。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之际，有过数次文化运动，重建人伦尺度。今天，经济伦理和成功学标准当道，在部分中国人那里，几乎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底线伦理都要丧失了。

　　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一书中说，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情况，太多人选择损人利己，就会把社会变成损人损己的互害型社会。你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你插队、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

　　这一定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中国经济在上行，若没有底线伦理，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丛林法则会使每个人都成为牺牲品。当现在很多人连说教都省了，直接拆你的房，直接黑你的钱，直接打你的人，道德的遮羞布被彻底扯掉，彻底堕落的是文化和人性。而传统的伦理道德颠覆之后，亟需的是新道德的建立。

　　正如季羡林感叹说“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社交文明到政治文明，法律只能保证社会的秩序和行为结果，只有道德才能佑护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而耻感，可算是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

　　鲁迅的年代，那是一个世界格局重组的年代，与今日的世界竟有某种相似。可是鲁迅为什么说，“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他的理由是，“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个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士大夫精英们的批判与“自蔑”

　　当新一轮对“中国问题”的检讨被重新启动，就像“五四”前后的国民性讨论由自省到反省，转而批判，继而“自蔑”，终是有一个现实处境和一种理想来打底的。

　　与群氓相对的是精英。在文化意识观念中，群氓都是从精英的文化角度所刻画的历史标签。殷商征服夏人之后，将 “杞人忧天”之类戴在杞人(夏王朝遗民)头上;楚国是南蛮国家，中原的王侯公卿就将“刻舟求剑”“画蛇添足”“自相矛盾”“叶公好龙”等荒诞故事戴在他们头上，嘲笑他们的弱智、愚昧，以此建立自己的正统感、优越感和高贵感。

　　这可说是群氓批判的萌芽，秦汉以后历代士大夫张口就说“愚民”“刁民”“蛮民”，不辞辛劳地教化之、启蒙之，乃是这种文化战略和心态的发展。

　　晚清以降，像梁启超、严复这些先驱者，都提倡过类似的口号。严复编《天演论》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衡量种族优劣的指标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梁启超1900年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新文化运动更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全面刷新国民性，将中国之积弱归结为千年专制所造成的文化积习，但对于这种落后的国民性该如何处置，却没有达成共识。严复曾经警告孙中山，如此疲弱的国民性承受不了共和制度，孙中山斥其为“曲学之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有雄心抱负的政治家们普遍的心态。

　　在梁启超笔下，群氓主要是一种文化的缺陷，“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严复主张开民智，也没有将矛头对准下层。但到了胡适这里已经有了阶层区分。他首先假设了精英人物没有这些缺陷，呼吁中国应该集聚一万名这样的优秀人物，再来给有问题的中国社会及底层人群启蒙。

　　国民性一直由知识阶层来批判，到1948年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算是一个阶段。“……大多数国人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已失去了他们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今日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种种缺点劣点，是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

　　鲁迅早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做出过几乎相同的判断：“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几乎世所公认，对于中国的国民性解剖得最为深刻的是鲁迅。他笔下的一个个经典人物似乎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哪个农民不是闰土，哪个家庭主妇不是祥林嫂，哪个读书人不是孔乙己，哪个中国人心里没有阿Q?

　　鲁迅在简介阿Q时，通过一个名字，一个籍贯，把国粹派的正名，胡适的考据，陈独秀的提倡洋字都卷了进去。虽是小小的讥讽，却也表达了鲁迅对时贤们某种程度的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