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到龙应台：时代公知们的野火集

　　近代以来，精英群体的路径选择往往被归为两个层面：法律保证社会的秩序和行为结果，道德佑护世道人心。而耻感，可算是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

　　“道德法”的最大化和最小化：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中华伦理

　　儒家讲究“道德法”，即将道德和法律混淆，数千年中国，便是在这一框架下繁衍生息。清朝遗臣、民国初年拖着长辫子在大学堂授课的辜鸿铭，绝对赞成“道德法”。当时，口称民主的欧洲社会，却在利益的驱使下，爆发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烈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辜鸿铭有资格调侃这种“民主”：你们不要实行暴民崇拜;你们也不要实行强权崇拜;你们要向中华帝国学习，实行“道德崇拜”，这是解决国家冲突的唯一先进的法器。就像欧洲人看到大清国“道德”下的虚伪一样，辜鸿铭也看到了欧洲国家“民主”下的虚伪。两者的排斥情绪便原发性地产生了。

　　辜鸿铭说：“‘年轻中国’所‘融入’的绝对并非什么欧洲文明，仅仅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为是‘央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也就是一种欧洲文明肌体内正在滋生的疾病罢了。”

　　当代一位叫姜龙飞的上海学者，在其《上海租界百年》一书中揭示了租界内西方殖民者“炫耀式消费”的微妙心理：源于对华人社会既鄙视又无奈。鄙视的是，“华人品格低下”，“与他们交往有失身份”;无奈的是，“他们的巨大利益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种殖民者的“炫耀”与夸富，对当代中国人有没有什么启示?

　　辜鸿铭著有《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著有《中国人》，均用英文写成，均以异域文化的背景透视中国民族特性。无疑，从辜鸿铭到林语堂，对国民性的理解更进一层。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说得鞭辟入里。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在忍耐方面走得太远，“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消极避世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社会中的处世态度，犹如乌龟的甲壳，消蚀了中国人进取冒险的精神，并导致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超脱老滑“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

　　不过，针对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林语堂主张宽恕，难怪他晚年皈依了基督教。李敖给林语堂盖棺论定：“林语堂跟鲁迅比起来，我认为林语堂是好的。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林语堂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很自然的人。”

　　鲁迅与柏杨的国民之问

　　近代中外人士对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一类是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向来的灵魂”，着力于针贬国民劣根性;一类是来华传教士、商人、政客等外国观察家或说“中国通”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评说;还有一类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或说“西方通”以西方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国国民性的反观、照察，比如辜鸿铭、林语堂。

　　我们对鲁迅早已很熟悉，恰恰是这种熟悉使得鲁迅的形象近乎模糊。如果单纯从人性角度讲，鲁迅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依旧有别的意义。

　　鲁迅叹曰：“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清朝时，来到远东的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1988年，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令内地读者“大开眼界”。有人“感到吹来的是一股清新的风”，还有雕塑家在柏杨的故乡河南辉县塑成一座他的高大胸像。然而，更多的读者却被这本书激怒了：这个丑陋的人是谁?他凭什么骂中国人?

　　前有鲁迅，后有柏杨，国人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柏杨使用“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丑陋性的迸发，进一步揭示了人性中恶的无处不在。

　　“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有“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在中国文化里，耻感曾经大盛，一次是孔子感叹礼崩乐坏而梦周公、修春秋、编六艺、注易经。一次是宋明理学搞复兴运动，“存天理、灭人欲”，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产生了一大批道学家，将活泼泼的生命弄得老气横秋，生活质量很差。最近一次，则是民国三原儒(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意图将中国人的礼乐传统续上。有人比喻说，手筋脚筋都被砍断了，这几位大儒想要再续上。砍断的原因有：自身流弊、政体混乱、西潮渐进。用儒家原训而言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高群书导的平民电影《神探亨特张》中，警察审问小偷时，小偷辩解说：“社会上有那么多缺大德的人你不抓，为什么偏偏盯上我啊。”无耻者的逻辑是：总有人比我更无耻。

　　张立宪扮演的警察过去拍了拍贼的肩膀：“你呀，五行缺德。”

　　在《野火集》中，龙应台说，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她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不生气”的中国人，依旧大行其道。

　　她站在台北的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她说出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龙应台的追问和目标，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人生而有意义和无意义，在道德与法律、人性黑洞无限蔓延、耻感和暴戾之气交相辉映的时代，我们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一种面对无限轮回的怪圈，去从自身做起，撑开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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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今天依然丑陋?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已30年。近日，批评家朱大可发文，从此书说开去，认为“中国人依然丑陋”。

　　在朱大可眼里，中国“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人们“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不仅如此，自省能力还严重匮乏，远不如鲁迅生活的“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朱大可引用一句经典格言：“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

　　“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及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的负面容貌。

　　朱大可说：“‘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他最后得出结论：“‘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