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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背后的阶层之惑

2012-09-09 09:44 未知/ 顾玉雪 /

  专访法学教授贺卫方——

  “仇富”意识下的人身安全感与法制缺陷下的财富安全感:

  “穷人有希望了,富人才平安”

  去年10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消息:内蒙古知名民营企业家云全民于9月25日遭绑架。9月26日在其家人交付240万元赎金后,绑匪残忍地将云全民杀害。杀害云全民的两个绑匪潘永忠和刘志军已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事实上,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威胁。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资料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

  云全民和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都属于典型的中国新富阶层。

  中国一些富豪为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带上以“秘书”、“司机”身份跟随自己的保镖,似乎正成惯例。据凤凰卫视的报道,早在2003年,广州市一市就拥有5000多名保镖。珠三角、长三角一带的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重金聘请保镖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开销。

  然而,就是保镖也不足以保障富豪们的人身安全。购买地下保单、送子女出国读书、转移财产乃至移民等等,已成为一些富豪保障人身安全的优先选择。

  富豪安全问题无疑正在冲击旧有社会经济关系。保安服务业兴起,地下保险业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冲击,资本与财富外流,慈善事业兴起,这些或利或弊的既成事实,都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一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齐鲁周刊》: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主要根源是什么?

  贺卫方:历史地看,当然回避不了当初他们取得第一桶金,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所谓“原罪”,以及“原罪”带给他们的“不安全感”。但现实地看,富豪的不安全感,却源于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不断加深。

  不可否认,整个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然而,与此同生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平民阶层对于所谓精英阶层的“原始积累”和发家致富过程,有一种羡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并由此诞生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仇富。

  另外,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单纯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近年来针对富人的砸车、抢劫、绑票事件屡屡发生。富豪的“不安全感”大抵也与此相关。而精英集团对平民,很大一部分也是一种排斥和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

  阶层的上行之道:

  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政策兜底儿,每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如果说富豪没有安全感有点矫情的话,那么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却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能亲身体会到的。

  平民的不安全感来自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等最基本的生存威胁。 据警方分析,目前,绑架富人案的作案成员趋向低龄化,文化程度较低,以男性为主,多数为农民及城市无业人员。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展,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不公平现象,导致一些人心理失衡。

  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房地产富豪潘石屹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实际上,即便富人日夜生活在坚固的装甲堡垒中,“安全”的也只是其肉体,与社会疏离的精神和灵魂依旧会在外部的目光中惴惴不安地“活着”。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齐鲁周刊》:如何解决国人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贺卫方:国内的富人发家途径多样化,有靠智慧变富的,有钻空子投机富起来的,还有贪污腐败、官商结合致富的,还有靠搞黑社会乍富的,这些都是矛盾点。而这种社会性问题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深宅大院、狼狗保镖或者是什么“绑架保险”所不能解决和消弭的。所以,在社会加强教育、协调贫富关系的同时,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政策兜底儿,如果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问题不解决,每个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每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