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的稳定与海洋文明的张扬

　　若要总结小清河的千年遗产，不可绕过的便是小清河文化背后所依存的大河文明。大河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它们诞生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便是其中代表。

　　与这些大河文明相对应的则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共同构成的地中海文明，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如今，小清河复航从湖到海，这期间必然会产生一种河文明与海文明的碰撞，其未来的文化属性也必将在此二者基础上重建。

　　大河文明背后的大一统

　　作为一条运河，小清河最基本的功能是商贸往来，灌溉反而是其次。因此背靠大运河的临清与背靠小清河的济南成了彼时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

　　城市因此而兴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不惜笔墨的描述过河流、海洋与经济的关系——纵观中国城市发展史不难看出，河流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城市的生命之源，一条河流往往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兴衰。

　　从文明的背景与属性来讲，小清河与黄河文明是一脉相承的。黄河是最为典型的大河文明，大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

　　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文明的稳定持重，与大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这种区别在靠近沿海重工商的齐文化与身处内陆重仪礼的鲁文化就有着明显的体现。

　　最初的文明形式在这里诞生了：古济水和小清河孕育了龙山文化、大舜文化，使济南成为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

　　从更广远的层面来看，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在这种大河文明的条件之下，中国的大一统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选择，这是地理条件下的人性选择，它是政治条件下的经济选择，也是经济条件下的人性选择和政治选择，是人类历史发展演进之必然，就如同海洋文明的发展一样，无可阻挡。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黄河的河情与秦之统一间的内在关系，做出了历史学家的回答，黄河的含沙量世界罕有，公元前黄河沿河各小国，以邻为壑，借水患相互倾轧，秦统一而齐心对付水患。地理之局限使统一成为必然。“没有人会有意犯错”，中国人的祖先选择了大一统，实乃地情所限，天地不可违啊!

　　海洋文明的“火与血”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的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地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陆路交通不方便，可耕地面积较少，农耕文明发展空间小，陆路交通的不方便，便自然选择了海洋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滨海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地中海文明以外向发展和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开拓海外市场、抢占殖民地、实施海外扩张是其天然使命。

　　地中海人的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形成了一种向外展拓的文化类型。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是发展和变化的前沿性的跳跃性，它活力强劲，有一种勃然而发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生长壮大起来。

　　一种更富侵略性的战略文化就此形成：它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作为人之本性和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的竞争和冲突作为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一逻辑下，侵略、扩张、掠夺是合法的，战争是必需的，世界是强者的世界。

　　在黑格尔眼里，走向海外掠夺，不管是商业性的或非商业性的掠夺都是“海洋文明”。马克思对这种“文明”给予这样的评价：它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