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重塑：一个国家的文化镜像

　　族群之耻与个体之耻，盖为一体。韩国将儒家文化奉为国教，日本学鼻祖《菊与刀》认为西方人大多是“罪感文化”，而日本人则是“耻感文化”。事实上，无论日本与韩国，其文化根源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察，可作为一种借鉴。

　　儒学的海外传承：你可以不标榜自己爱国，但不可以没有群族耻辱的意识

　　2014年的4月17日，载有450余名旅客的“岁月号”客轮在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20公里海上发生浸水事故后倾覆沉没。

　　船长李俊锡伪装成乘客，第一个弃船逃生。在事后的调查中，李俊锡及其他船员搬出诸多荒唐借口——女三副辩解，“我只是按教科书做的，在男人都很难坚持的情况下，我也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在当年10月27日的审判中，新闻中这样描述，“韩国检方要求法院判处船长李俊锡死刑，判处轮机长朴某、一等航海师姜某、二等航海师金某无期徒刑，判处其余船员有期徒刑15年至30年。”

　　“谁叫你不幸生在韩国”——这是韩国人视耻辱者如过街老鼠的态度。或者换一种说法，韩国的社会共识中，对于可耻的人缺少宽容，同样，他们厌恶让他们受耻的人。

　　2014年12月，大韩航空前副社长、董事长千金赵显娥“航班耍横”事件引发韩国舆论高度关注。结果是她的父亲赵亮镐为女儿的任性举动正式道歉，请求公众原谅其“愚蠢行为”，并剥夺赵显娥所有职位。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文化为骨，让“知耻”两个字根深蒂固的隐在了韩国人意识里。“韩国幼儿园教小朋友‘不能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他在乎别人的眼光，一个社会，应该有这种精神。”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会长黄有福这样解析韩国的儿童“耻”教育。

　　以“耻”字为轴心，他们爱面子、讲自尊，同样也自卑、敏感、易反弹，而这种族群意识延伸到国家层面，也成为这个国家的顶层设计。韩星李成延因在日本拍慰安妇写真，而被要求自杀谢罪。这几乎是以身为例做了个严厉的示范：你可以不标榜自己爱国，但不可以没有群族耻辱的意识。

　　《菊与刀》：污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庖疥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菊与刀》，被视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但事实上，这本书产生的原因，并非那么友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美国急需了解日本，他们需要知道两个问题：“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

　　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结果。她从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原因则是，日本是“耻感文化”，这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

　　出生于中国的朝鲜族人，留学多年的金文学恰恰在《东亚三国志》中论述了这个结论，他认为，日本是最在意外界评价的国家——日本却有岛国的特殊性，周围是茫茫大洋，孤悬海外。若把日本比作舞台的话，四面八方都是观众的眼睛，所以必须时刻留神。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上小学的日本孩子有事约会迟到了，他给作者写信道歉说：‘我在您这位外国人面前做了很羞耻的事儿，请原谅我的羞耻。’”

　　这位日本人的落脚点并非是做错了事儿而道歉，而是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为日本丢了脸悔恨。就像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我们被训练成遇到污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庖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

　　精英教育：

　　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这是一种国家不强，无奈去学夷技，恨不得掩面而走的羞愧——这种耻，凸显了对中国的不强大的“恨铁不成钢”。

　　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停用阴历、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等等，都是学的西方。而在日本防卫大学中，日本的军官听的是《孙子兵法》——他们无条件的履行拿来主义，只要能够强大。

　　面对不如人之耻，土居健郎说：“中国与日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对外界动态极为敏感，每当发现他人之长，会承认并把它全面吸收融汇过来。”

　　但同样，两者的标准也不同。日本战后许多单亲母亲靠着向美国大兵卖春养育子女，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英雄的母亲，他们的耻辱在于落后，而并非在于道德。

　　《军事文摘》编委宋忠平曾经发文批判，“如果中国的学校要上一堂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课，我们肯定会让学生记住甲午战争是1894年爆发的，记住我们签了什么条约，赔了多少银两，割了多少土地，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如果再爆发一次甲午战争，我们怎样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这实际上就是中日历史教育的巨大反差。”

　　当然，韩国人的教育则是——《韩国经济日报》曾援引前三星首席执行官崔志成的言论称，击败日本公司是韩国人民所赋予的一项“任务”。

　　如果说西南联大代表着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那么如今，在中国教育的无大师和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境况下，我们有的是一座座展现耻辱的纪念馆，和一遍遍重复历史史实的教科书——这并非不重要，但显然，我们离着知耻而后勇还差一步。

　　就像日本人说：“我们参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都不会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买我们的东西。”

　　■观点

　　在文化的旷野呼告——

　　如何找到疱丁之刀?

　　□李筠

　　对于中国人而言，群氓所呈现出的“国民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几乎世所公认，对于中国的国民性解剖得最为深刻的是鲁迅。鲁迅小说和杂文确实是一把把犀利的匕首和投枪，直戳中国人国民性的要害。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谈论国民性水平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超越鲁迅?很大的问题就出在，如果诊断出国民性，就要对之进行改造，以实现某种宏伟的社会政治目标，而中国人经过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造，如果不是敌视改造，起码也厌倦和腻烦了。人们普遍对国民性的行动逻辑的拒绝，导致了谈论国民性的动力枯竭。于是，国民性问题的地位变得很尴尬，大家都知道它重要，却又无力甚至不愿深入。

　　英格尔斯提醒我们不能把国民性和文化等同视之。这种文人钟爱的旷野呼告固然能够语出惊人，但如果我们的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我们是狂飙突进地改造文化以实现国民性的更新进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做一个数典忘祖的无根民族，还是顽固不化地拒绝文化更新无奈地留下国民性当中的劣根性，在孱弱和愚昧中永远沉沦下去?

　　文化决定论最后导致的局面只会是激进派和顽固派的二元对决，激进派胜利了，传统文化将遭受灭顶之灾;顽固派胜利了，国家与国民的现代化进程都将停滞。更糟糕的是，激进派和顽固派共享了同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会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势下互换，结果传统文化也饱受摧残，现代化也似乎总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文化障碍。

　　国民性是一种文化中大多数成年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不错，文化当然会影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形成，但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决不会是一个直接投射的划一结果。就像孔子讲礼，有颜回这样笃行克己复礼的好学生，但同为入室弟子的宰我不守三年丧礼也同样心安理得。颜回和宰我的人格能够完全归功或归咎于孔子的礼吗?文化是大背景，人格有独立性。改变大背景，人格未必立即随之改变。就像鲁迅在《药》里面刻画的，对于那些以革命者鲜血去做人血馒头治病的迷信者，清朝还是民国并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不仅大，而且飞速地现代化。现代社会急剧复杂化，发展速度惊人，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厉害，具有数量意义上普遍性的人格类型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来勘察国民性就越来越显得必要。托克维尔可算研究国民性的高手，无论他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对美国国民性的刻画，还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对法国国民性的观察，都可谓入木三分，被奉为经典。

　　这里说科学地谈论国民性，决不意味着我们普通人不是社会科学家就没有资格谈论，也不是说文学作品从此就不再对国民性发言了，而是说社会科学家们要更努力地为普通人提供谈资。我们当然要谈论国民性，因为它关乎我们和子孙的未来，在整个民族一起谈论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地刻画典型人格，社会科学应该尽可能地查清社会事实，前者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的勇气和意志，后者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的起点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