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们的“战时疗养院”
二战期间，香港俨然成了大陆文人们的避难所。持不同政见的文人们汇聚港岛，在这样一个自由气息浓郁的地方，心忧天下，规划未来中国的蓝图。乔冠华：香港知识界的“播种人”
1939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香港德辅道上一幢楼的三楼的入口处，贴出一张海报，上面写着：香港联谊会举行时事报告会演说者，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乔木(乔冠华)先生。
许多人趋之如鹜，甚至连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也有跑来听讲的。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也都前来参加。
乔冠华历数20多年波兰的外交方面的一笔笔糊涂账，一针见血地说：“华沙陷落了，这结束了战后波兰20年的历史，这是东南诸国的一声警钟。”
“华沙陷落了，华沙街上充满了那历史的血腥、尸骸和寂寞，但是我们并不失望，华沙一定会再生，它将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英勇地站立起来”
他的演讲高潮迭起，几十年后，冯亦代还情不自禁地赞美道，“老乔像个播种人。”
是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香港街头出现一份新出版的晚报，名叫《时事晚报》，四开一大张，共四个版面。人们争相购阅，都为它的社论所吸引，正如毛泽东曾对人说过的：“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又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
这位引起众人瞩目的作者，就是乔冠华。
当时，香港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戴望舒和叶灵凤在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郁风主编《耕耘》杂志，黄苗子担任《国民日报》的经理，叶浅予肩负着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重庆，有的来自武汉，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
香港风行喝下午茶，这些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几乎天天都要到咖啡馆或茶座喝喝下午茶。
乔冠华每天下午从九龙过海，到“阁仔”，和朋友们神侃闲聊大讲一阵;或去和当时在港的一些西方著名记者会面，他很快就成为香港知识界人士的中心人物。
梁漱溟：“最后的大儒”与《光明报》
1941年3月29日，梁漱溟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密委派，离开陪都重庆，赴香港筹办报纸。
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与内地配合，同时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引发了国内政坛一场不小的地震。
蒋介石“盼梁回重庆一谈”，梁漱溟辞谢。后来，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请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
杜月笙表示：“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漱溟不会在重庆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婉言拒绝了杜月笙的提议，表示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港。
正当梁漱溟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香港惨淡经营《光明报》时，1941年12月19日，香港被日军占领。《光明报》创刊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后来，梁漱溟只得离开香港，撤退到桂林。
张爱玲的“双城记”
1939年，19岁的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就读文学专业，直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张爱玲不得不辍学回到上海。小说之外，张爱玲以散文立世，写到港大的，唯有一篇《烬余录》。
其间对于她个人，最大的事件大约是历史老师佛朗士被枪击误杀。这老师是她所爱戴的，在其散文中频频出现，几乎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张对她所经历的种种“不相干”却有着可怕的清醒。文字交接之下，可称得上触目惊心：“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有关港大的回忆，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
对“大”的冷漠规避与对“小”的念兹在兹成就了张爱玲的香港镜像。
事实上，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港大。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其中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几乎定下了她后来小说的基调，张迷们耳熟能详。这其实是篇学生征文。她念港大一年级时所写，那时候是1941年，还因此得到《西风》月刊三周年的纪念征文奖。张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里，8篇里有一半关乎香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与《倾城之恋》。最末一篇几乎成了她的短篇巅峰之作。
香港在这些小说里，算不得是个值得称颂的意象。张特地为集子《流言》写了序言，其宣言式的表白显出十足的暧昧气：“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这大约就是问题所在。张对香港的书写，其实在演绎她个人的“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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