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特供

　　一直以来，傍上“人民大会堂”、“国宴”、“特供”等字眼做宣传是不少企业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如今，鲁花、三元、王老吉等一大批受惠于此的企业却都在忙着做同一件事：在新产品包装上删除相关字样并用各种粘纸将已上市产品上的相关字样掩盖起来。

　　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局近期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对商品的包装、标签以及广告宣传中含有“特供”、“专供”等类似内容进行清理检查。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特供”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它曾经高调地存在，代表着物资紧缺时代，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好东西。特供似乎从一开始就披上了权力的外衣，彰显着一种严肃、井然的分配秩序。

　　追寻中国式特供的孕育历程，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样的文化密码?在这条几近“成熟”的特供产业链中，商业资本又对政治符号进行了何种解构?

 

　　稀缺与权力：特供的双重密码

　　若要追溯根源，中国式特供的产生无疑与贡品文化有关。《广雅》里这样说：贡，献也;贡，上也——《释言》。

　　直至如今，这种等级分明的进献式流通模式仍然能在当下特供体系中找到其印记。比如，近日网友曝光，天地缘酒业公司就专门“背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为“领导专用酒”的“贡品”。对于这款产品，《说文》的解释或许比《广雅》更直接：贡，献功也。

　　最出名的进贡专家是曹操。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亳州产的“九酝春酒”和酿造方法进献给汉献帝刘协，并上表说明九酝春酒的制法。曹操在请奏书中写道：“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制曲，正月冻解。用好高粱，三日一酝酿，九日一循环，如此反复……臣得此法，酿之，常善。今谨上献。”

　　曹操在公元196年书写了中国特供史的开端，有意思的是，他所进贡的对象汉献帝也是在那一年被从洛阳挟持到了许昌，间接性地帮助曹操成就了他的霸业，而进贡者曹操也最终变成了受贡者。

　　任何特供，都有着稀缺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叶剑英的孙女叶明子在6岁之前，一直以为飞机只是两三个人坐的。外交部大院里长大的洪晃，曾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有整箱从伊朗进口的鱼子酱，大人们不知道怎么吃，就拿出来给小孩子拌粥。直到多年以后，洪晃才知道这不起眼的东西一勺就值几百美元。说到这里，她挑了一下眉毛：“还蛮好吃的。”

　　计划时代的特供，有着清晰的逻辑。它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的，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

　　如今的特供产品则变得五花八门，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市场上流通的特供商品，它以特供为噱头，击中了人们因日益恶化的食品安全环境而产生的担忧心理——安全的食品变得稀缺了。另一种则是权力序列中的特供产品，它代表着一个人的阶层地位，彰显着此人的社会资源控制力。前者是商品，是噱头;后者是产品，是计划，是上流社会的权贵密码。

　　“迎来送往，一些特别重要的朋友，如果你送点超市里就能买到的东西，那礼就轻了，送点特供渠道搞来的，特别有面子。”一位私企老板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老板的“特供观”其实暗示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商品供应因社会角色不同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暗示中，你看不到对于消费者普惠的、平等的尊重，能看到的只是基于社会身份的不合理甄别。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甄别过程中，一些普通消费者非常容易陷入一个特权崇拜的境地中去。这有可能成为一场凶狠的道德说教：不惜一切，成为资源占有者吧。

　　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权力和资本阶层中的一些人，具有一种“上等人的身份焦虑”，他们特别需要占有某些能够把公众排斥在外的稀缺资源，获得一种内部的身份认同，并和其它阶层区别开来。

　　在追求生活品质的今天，这种私人化的追求有其合理性，但一个前提是，不可占用公共资源，尤其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资源。

　　除去某些不计成本的做法，特供体系中的很多经验其实可以用于普通食品安全体系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如今的特供体系不再如此神秘。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有可能吃上特供级别的农产品——尽管达到如此级别的农产品通常供应量小、价格昂贵。

　　例如，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向国家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提供。

　　到了1998年，事业单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接管该基地，除了维持政府特供，同时开展酒店、商超、团购等经营业务。2006年，该基地的生产经营业务剥离，成立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普通市民也完全可以在各大超市买到其产品。

　　在“人民大会堂”特供标识上贴上创可贴的鲁花集团，作为食用油行业的领军企业已经具备了一种将“特供”平民化的能力，公众对其行为的讽议，更多的是因为鲁花的“慕权”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