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之族：“丑陋的中国人”面面观

　　“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像显微镜一样将我们这个社会肌体上已经病入膏盲的某一段放大给我们自己看。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今日仍然适用：价值观丑，才是真的丑。

　　“安利”们的失败与成功——为中国群氓而改变

　　当代群氓典型，要说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

　　然而，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却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当头一棒：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

　　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公路抢钱、抢橘子、抢鸡蛋：“平庸的邪恶”最可怕

　　美国作家阿伦特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有一个事件即是“平庸的邪恶”——

　　一个运输食用油的外地货车，行至乡村的崎岖道路时翻了车，货袋破了，油流了出来。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

　　更令人咋舌的是，当货车司机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害。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可叹的是，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的发生：抢覆车之上的鸡蛋、橘子、苹果甚至小鸡、猪肉……

　　农民们辛苦，但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

　　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法不责众：整个民族的悲哀

　　一段时间，APP应用里有两个软件下载率很高，一个是“PM2.5监测”，一个是“中国求生手册”。前者跟国际接轨了，日本人当PM2.5接近100时，当地政府就会赶紧种树，而中国的数值则经常不准，即便超过200，有时还显示空气质量良好;后者则是中国民间的智慧，网友自发每日更新、搜罗各地公开新闻报道，警示哪些东西可以碰，哪些碰了是灾难，包括吃穿住行等等。

　　如 “我国瓶装水标准不及自来水”、“凤凰古城昨夜经历塌桥惊魂”、“贝因美被查出婴幼辅食汞超标”、“奈米科泉桶装水存致癌风险”、“医院急救药瓶含玻璃碴”、“1.5亿元卫生巾制假窝点被端”、“一碗牛血汤，吸尽几十年甲醛”等等。

　　当我们成天“浸泡”在这样的消息里时，已经见怪不怪了。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2元车票收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

　　现在看来，上个世纪的人尚有羞耻，略有良知，懂得礼义廉耻，至少撒谎会脸红，做错事会觉得内疚。但到了本世纪，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而在微信圈里传得很吓人的一个事情是：一户卖草莓的人不让自己女儿吃自家产的草莓，但女儿在后园偷吃了好几年，结果长得很胖，并得了绝症，因为为保鲜草莓上喷有剧毒。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争取”。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延伸阅读

　　从“道德坚守”到“成功学”：群氓五千年

　　□ 本刊见习记者　陆洋

　　从先秦到唐宋——极致的道德坚守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孔夫子因为盗泉之水不喝;遮着脸的饥民就因为施舍者“喂”了他一声，宁可饿死。二桃三士，太子申生，介子推，王烈遗布，天知地知，这些都体现了老祖宗们近乎偏执的道德律。

　　在今天看来，先秦两汉是一个道德理想化的时代，无论身居庙堂还是隐身乡野，士人是那么彬彬有礼，草民也效仿贤人，对道德的坚守有着一种近似偏执的疯狂。就这样还被孔夫子骂了一句礼崩乐坏。作为中华第二帝国时期的唐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形成，并且成为后世的准则。发展到宋朝，政府可谓成为彻底的文人政府，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儒家伦理也成为了社会的普适价值。

　　宋朝形成了最早的乡村自治的蓝田公约;女性权利得到尊重，出嫁女有继承权;科举制全面实行，真正从形式上实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政治上不因言获罪，对罪官只贬斥不灭肉身。这些被规范的道德标准印证了宋朝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中华文明在唐宋发展到巅峰，短短几百年间一瞬而逝，是为痛也。

　　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到被成功学绑架

　　清末民初乃数千年之大变局，各路西方思潮汹涌澎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傅斯年跳着脚弹劾孔祥熙、宋子文;报纸媒体骂了暗杀，杀了继续骂;即使军阀混战，拉杆子打群架也发个全国通电。在明清数百年的极权政治之后，讲究个人独立自由的西学风气，与儒家礼义廉耻重新融汇，试图塑造新的国民精神。

　　新时代成功学的大旗下，就像是一枚春药，“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作为个体的人可以两面三刀将身前的阻碍扳倒;可以溜须拍马为晋升不惜失去人的尊严;可以弱肉强食不顾他人感受。人与人的关系藩篱高建，人的价值成王败寇。被成功学绑架作为企业则为了利润不顾国法行规、个人健康、社会环保。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孔雀石绿、瘦肉精、山寨、盗版、排放污染等等行为层出不穷。

　　在通往成功的污涌浊流中，群氓为自己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择手段地将耻感的底线不断逼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