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放下色情，立地成佛
一部《金瓶梅》，让很多人等白了头。最近，国家出版总署通知，要发行限量版足本《金瓶梅》插图本。在香港，港产三级片《金瓶梅》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这些诉诸感官刺激的影像作品从未让《金瓶梅》得到平反的机会，恰恰相反，它们更加强了这本“旷世淫书”在江湖中的龙头老大地位。
作为儒家文化腹地的山东，怎么出了《金瓶梅》这样一部“旷世淫书”?兰陵笑笑生明知在当时这是挑衅大众道德底线的自杀式行为，他仍然要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沿着《金瓶梅》的“路线图”行走，你会陷入历史与现实的交织，陷入一座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与商业价值的历史漩涡。《金瓶梅》给了我们怎样的遗产?
《金瓶梅》借宋喻明，呈现出的是一部明代后期的风俗、众生相、世情图——400年后重读，我们会发现，它就是我们的当下。金瓶梅是一个江湖，大运河是一个江湖，明清社会生态又是一个江湖，当下对历史的争夺与粉饰还是一个江湖。所有的江湖都指向人性本身。
两个完全隔离的时代，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走到一起?明末和现在，如何结合在一起?一声轰雷，拔地而起，带血的资本积累，完成了两个时代的无缝对接。笑笑生没有辜负他的时代，而时代也没有遗忘笑笑生，他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遁形。
大运河“冲”出一部《金瓶梅》
当这些城市的形象与《金瓶梅》联姻，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定位其价值?
7月30日，踏上聊城，本刊记者便直奔山陕会馆。从这座见证了聊城乃至整个鲁西地区繁荣时代的会馆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金瓶梅》所涉及到的运河文化里去了。
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历时66年，耗银60465两6钱9分，其雕梁画栋，戏台，茶楼，无不散发着几百年前的商人文化和“高级会所”那种悠然自得的气质来。
明清两代，聊城地处南北要冲，运河通船，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异常繁荣，当时戏园、书棚星罗棋布，茶肆、酒楼管弦齐奏，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剧种在聊城都有演出，这在会馆戏楼的墙上都有记载。《金瓶梅》中，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便出自山西的潞、泽两州。
除了承载山西商人的关帝信仰，会馆里还供奉着运河神谢绪，但由于运河的衰落，如今关二爷仍然香火旺盛，“金龙四大王”谢绪却已经门庭冷落鞍马稀。
山东原属落后地区，1411年重开会通河，保证了水位地理最复杂的山东段的顺利通航，成为大运河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
一系列繁华都市的出现，被认为山东大运河鼎盛时期的标志：德州、临清、东昌府、李海务、七级、张秋、阿城、济宁、台儿庄……而大运河所在的鲁西地区，恰恰是《金瓶梅》的土壤所在。
运河开通后，成为朝廷众多官吏过往、驻足的地方，西门庆也常常派出家人去“东京干事”：大运河的空间与社会政治风云紧密相连，而《金瓶梅》所反映的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更具有深刻的运河文化底蕴。
“运河边上的人，在生活习俗上或多或少有种相似性。北到天津，南到扬州，由于运河的联系，很多习俗极为相近。”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说。乾隆到临清后，看到河船码头、市容风貌颇似天津，吃的食品多是天津风味，所以称临清为“小天津”。
《金瓶梅》里曾提到临清的一条“箍桶巷”，这里到现在还保留着女儿出嫁陪送马桶的婚俗，这无疑源自于苏杭。在采访中，聊城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泉笑言，临清人为什么被称为“临清猴”，就是由于运河文明的繁荣，许多农民当起了手工业商贩，开始学的精明起来。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临清人散发出和别处不同的精神气质来，“字写得都很漂亮，很多不知名的小胡同里，对联都有浓浓的文化底蕴。”
山东阳谷县与临清市相距不到80公里，同属聊城市管辖，当年“两地争夺金瓶梅”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临清市政府如今的文化定位是“千年古县、运河名城”，而阳谷的“金瓶梅文化园”每天都上演起“西门庆初遇潘金莲”这样的特色节目：当这些城市的形象与《金瓶梅》联姻，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定位其价值?
“《金瓶梅》是大运河‘冲’出的，大运河曾‘搬迁’过天下粮仓……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就没有《金瓶梅》、《红楼梦》，乃至没有郑和下西洋。”《沉梦遗香大运河》作者马王总结道。
“卑劣的食欲：缙绅化过程中的动力资本”
在《金瓶梅》里，你可以看到《明史》里看不到的无数鲜活的细节，你可以看到没有被篡改过的晚明历史。
《金瓶梅》前十几回，沿袭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但不同于《水浒》中大快人心的报仇故事，武都头还未及下手杀西门庆，已被官府逮捕，流放他乡。而西门庆不但毫发未损，还纳了潘金莲为妾——
武松的非英雄化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失落。
作为阳谷县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西门庆身高1.83米，“状貌魁梧，性情潇洒”，为阳谷首富，曾入选大宋国福布斯富豪榜，“呼奴使婢，骡马成群”。偌大一份家业，奠定了其坚实的社会地位，“朝廷还没吃”到的新鲜鲥鱼早端上了西门庆家的餐桌，新科蔡状元宦囊羞涩向他借钱，权倾当朝的蔡京在送来的厚礼面前也喜笑颜开，把“一介乡民”封为执掌一省刑狱的提刑官，前来送礼的奴才也封了官!
泡了人家武大老婆，想弄到手，就把人毒死——这事在王婆茶馆里，在整个清河县，已经差不多成了公共事件。可西门庆凭几个钱就勾结了官府，勾结了验尸官何九，把这事给摆平了。这，才是世情之常。
西门庆有个著名的宣言：“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西门庆在政治夹缝中为自己谋取的一片灰色天空背后，固然有丰厚的家业和耀眼的政治资源双重基础的支撑，然而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文化心理才使得西门庆的狂欢有了现实的可能。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运河附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城镇化在扩大，新市民阶层在形成和增加，大官人、大富豪在巧取豪夺地占有土地。旧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了，但新兴的商业繁荣还算不上真正的资本主义。大家都像无头苍蝇，在享受着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精神冲击，一个个“精神缺钙”，灵魂彷徨。
《金瓶梅》中，世人都成了金钱迷，追财逐利成了支撑人们活动的第一原动力。
西门庆死后，王六儿的一句：“‘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什么!’用极其犀利的语言，揭露了‘理’的虚伪性。这‘理’，要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钱’字。”——人们要到“没有天理”中去讨饭吃了。
金瓶梅过早地敏感地触及到了缙绅化过程中的资本动力，让人闻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言“卑劣的食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时期，封建社会摆脱不了权力，做生意、泡妞搞女人都要靠权力。《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我们都可以从中解读出权力和权谋的成分——时至今日，重读《金瓶梅》，我们也许会发现，西门庆不就是我认识的某某老总吗?那个女生前几年才从乡下来，这几年都变成“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的姨太太了。
平凡人的宗教剧：400年后，是否还有一部“炎凉书”?
当文学《金瓶梅》遇见地理《金瓶梅》。
沿着《金瓶梅》的路线行走，一路上有几个挥之不去的镜头。
在临清城外的歇马亭，一位轮值的婆婆在神殿前的椅子上默默抽烟，殿外，几位花枝招展的女子却围着一面“神机妙算”的算命摊子，虔诚谛听。
而在临清最大的大宁寺，正逢法事，袅袅香火间，主持和尚的手表分外耀眼，身着“海青”的居士们庄严诵经，一个位于其列的十几岁小姑娘却在东张西望，不经意间闯进了记者的镜头。
她、她，还有他，他，对于生命和信仰，都有着怎样的参悟?
回到400年前，在这个位于运河旁商业鼎盛的清河县里，从主角西门庆到他的朋友、亲戚、妻妾、佣人……充盈着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然而金瓶梅的肉体与灵魂，是佛教的肉体与灵魂。据第57回所写，西门庆仅是向今舍利塔旁的永福禅寺一次就施舍了500两银子，而在外面挂刺上王六儿之后，替她在狮子楼买了一所四层楼房，有一层便是专门“供养佛像祖先”。
不过，大家都在拜神，但是没有一个人信神的。西门庆拜神，只是说我可以给神钱，看神能不能保佑我。这个逻辑和他贿赂官员的逻辑是一样的。
《金瓶梅》世界里，作者刻意用“粗俗”来颠覆“价值”的虚伪：王姑子堂而皇之讲“扒灰的老公公”，薛姑子则一面宣讲佛经，一面为月娘配置安胎药，骗了些银子。“永福寺和尚倒和谢家嫂子”成为心照不宣的市井笑话。
不像同一时期里面其它的经典小说对“价值”的向往——诸如《水浒传》之于侠义情谊，《西游记》之于佛国的理想世界，《三国演义》之于天下一统，即使愤世嫉俗的《红楼梦》都追求至情至爱——《金瓶梅》描述的似乎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价值的世界。
突然想起网友在南京溧水无想寺风景区拍摄到一条标语，标语内容是“无想禅寺辞旧迎新撞钟法会护佑各级领导官运亨通万姓拥戴”。
转型期的大明王朝，儒家神话破灭了，道家文化被江湖化了，释家文化被部分和尚、尼姑给功利化了。李贽的哲学思想之一便是“人皆可以成圣人”。失去了圣人崇拜，也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
或许正是这样的嘲讽触痛了传统文化最无法忍受的那根神经，以至于四百年来，我们看到《金瓶梅》的命运不是被禁、被删，就是被排斥在主流阅读书单之外。
现代的土壤，还能不能生长出一部《金瓶梅》?
明朝中叶之后那个看似繁荣，却走向倾颓的时代氛围提供了作品成长的养分，400年后重看《金瓶梅》，我们能感受到的视野与颠覆还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发展，欲望消费逻辑当道的时代，新一代的孩子看到的价值与意义，更多时候是政治人物口中廉价的希望、学者名嘴坚持的理想，商人巨贾标榜的未来?——然而他们也正在用“集体追悼会”来宣泄无名的迷茫与焦虑。
四百年以前《金瓶梅》提过的问题，不但不因整个主流社会的避讳、压抑而消失，它反而随着时代，变得更加危险、尖锐，甚至充满迫切。
《金瓶梅》读到最后其实是个深沉的悲剧——作者显然不认同笔下这些人物的欲望追逐会是生命的终极出路。但在撕开了价值的假面具，又否定了世俗欲望之后，人将何去何从?正如评点者张竹坡所说的，这是一部“炎凉书”。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