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盘”的样板间——他们在“造城”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正在全国上演。它们的尝试是否能成功?答案可能只有时间知道。
聚焦“重庆模式”
8月1日,重庆合川区龙市镇龙头村村民陈刚在渝中区解放碑派出所领到新的居民户口簿,他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启动后转户进城的第一个农民。
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曾被喻为“农村直辖市”的重庆,正在启动一项史无前例的“农民进城运动”来彻底摘掉这顶沉重的帽子。7月29日,堪称中国当代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市拉开帷幕。按照计划,今明两年内,这个中国西部最大城市的338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城镇居民,从2012年到2020年间,一共再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
“转为城里户口,我家里那几分宅基地怎么补偿?我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就业怎么办?进了城,娃儿能上哪样学校?”8月15日,在重庆市大竹林公租房工地的转户咨询点,巴南南泉农民龚义文,将他心中的疑问全都抛了出来。
据了解,在这次户籍改革中,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是作为代价换取自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的。这样的交换是不是等价或者说对于农民进城来说是不是一种高产出的投入将是这个重庆市户籍制度大改革的重要的砝码。
有人质疑,重庆这次户籍改革,意在“土地换户口”。重庆市户籍改革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组长、发改委副主任徐强明确回应,“获得城市户籍,他在农村的资源承包地、宅基地我们设计了3年过渡期。当然,3年后如何退,我们也需要改革逐步深化,肯定不能强制性让他退。”
重庆市统筹城乡办副主任徐强说,“我们鼓励转户农民3年内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户的;如果宅基地通过村落整治或退耕,通过设立重庆的全国首家土地交易所交易,产生的‘地票’收益归农民所有。目前一亩‘地票’可以卖10多万元,这就成了农民进城的资本。”
塘沽新政
“这几天,天津塘沽原善门口村的李大叔高兴得很,因为家里娶来了‘市里’儿媳;而80岁高龄的李克平大爷去年7月开始月月领取580元养老保险,同时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医疗保险;原陈圈村的李春玉夫妇最近置了新房,买了新车,还投资了买卖。”这是天津当地媒体8月份的一篇报道。
今年,天津塘沽区陆续启动8个行政村的农村城市化建设,5年内塘沽30个行政村将完成农村城市化建设。作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地媒体报道,“塘沽将率先实现“有农业无农民,有农地无农村”的城乡一体化目标。”
根据安置规定,试点村符合安置条件的农民,人均将无偿得到45平方米住房面积,农民原来的土坯房和砖房拆迁后,可住进回迁楼房,农民土地征收后也将按照相应标准,得到相应补偿款。根据相关政策,居民享受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于有就业需求的居民,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免费培训和一次就业机会。
据了解,天津这一举措将使土地得以集约利用,“更将为滨海新区腾出40平方公里优良建设用地,为滨海新区加快开发开放提供宝贵土地资源。”
龙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一个70万人的镇,你能说它不是一个城市吗?”浙江苍南县龙港镇镇长王忠秀说。
多年以后,回顾当年为何义无反顾地进城,第一代龙港人的回答很朴实:“当了城里人,就能娶城里媳妇。”“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自理口粮入城的政策一出,当地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便涌入龙港,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基本都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束缚。虽然“自理口粮”进城落户,这些早已不种地的农民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物品,当时均与城市里的“单位”挂钩,按照原龙港镇镇委书记陈定模的描述,这些农民不过就是从“三等公民”升格成了“二等公民”。虽然进了城,但农民们还是习惯地把买下的土地称为“宅基地”,并很快在各家的“宅基地”上动手建房。
1984年6月,陈定模上任龙港镇镇委书记,他的应对之法是,将龙港镇土地按照地段优劣,分为若干区域,向进城的农民出售土地使用权,允许其造房,并许诺只要在龙港买地,即可得到城镇户口。至1986年年底,龙港建成房屋总面积达102万平方米,一座农民白手建造的“城市”平地而起。
1992年,龙港被温州市定位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验区。实验区对龙港镇政府的机构设置进行了城市化的改造,由原来针对农业格局的七站八所,过渡到与城市相对应的分局设置。城乡一体化实验区的另一项措施,是将龙港镇列为“市级计划单列镇”,现任镇委委员金珍敏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所有的土地使用指标文件中,涉及苍南县的都是列出一个整体数字,之后括号内注明龙港,再单列一个数字,一般占整个苍南的三分之一至一半。
2007年,汤宝林升任龙港镇镇委书记,这时的龙港,面积扩大到8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加流动人口近40万人。人口规模足以与一个中等城市匹敌。
2010年2月22日,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一次座谈会上首提“镇级市”概念,并表示将着力解决强镇责大权小的突出问题,努力把包括龙港在内的五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
但所谓“镇级市”,在汤宝林看来不过是个“昵称”,在现有的行政体制束缚下,龙港的惟一选择只能在镇的功能上继续推进城市管理,比如在规划上按照城市的规模进行设计,而不可能突破当下的行政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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