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那些人，那些事

　　对现在很多人来说，齐鲁大学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的遗址就在身边（山东大学西校区），而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遥想当年，齐鲁大学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先后吸纳和聚集了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

　　今天的中国大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论如何改革和扩建，它都不应该没有历史记忆，没有精神怀想，没有文化遗存。回到齐鲁大学，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个样板，来重新考量身边的大学教育。

　　１８６３年，美国人狄考文搭乘一艘９００吨轮船，航行了１６６天到达上海，后转途烟台，于１８６４年正月到达登州（今蓬莱）。是年秋，他和先到达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登州城西北一座破观音庙办了一个住宿的“蒙塾”，招了６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

　　８年后，取“以文会友”的意思，学堂定名为“文会馆”。后来，登州文会馆成为齐鲁大学的前身。按照这个说法，它比１８９８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１９０１年成立的山东大学堂都要早。故而，时任齐大校长刘世传不无吹嘘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我们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１９０２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将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学堂合并。１９１７年，学校全部迁至济南，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

　　
“南齐鲁、北燕京”

　　“齐鲁大学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多个国家的教会势力联合办学，”山东大学教授刘天路告诉本刊记者，“其国际性还表现在师资上，教师基本上都是西方培养的人才，要么是硕士要么是博士，就是那些中国教师，也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就师资而言，民国初期，教会大学要高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创办之初的齐鲁大学，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随着办学的逐渐深入，齐鲁大学开始融入中国的本土化之中。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底，齐鲁大学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１９３０年，孔祥熙在学校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也改为大礼堂。

　　上世纪３０年代初，齐鲁大学步入鼎盛时期，声誉鹊起，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

　　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任校长期间，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从北平邀请来老舍等６位名人。６人到齐大后均是台柱式人物：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主任、陈祖炳任教育系主任、谢惠任化学系主任、王长平任物理系主任，老舍则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实现了齐大文理学院的“改朝换代”。

　　１９３２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

　　具有典型民国气质的文化精英的大量出现，使这所古朴的校园更加多彩。

　　１９３０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